《因缘生法——两晋南北朝的高僧们》
第11节

作者: 驿渡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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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安亲自设计,亲自督造,一年后,大殿建成。正中靠墙是一丈六高的纯铜镀金佛祖坐像,右边是大迦叶,左边是阿难,前面左右两边摆有五百阿罗汉,千姿百态,全是镀金的。墙上挂着金缕菩萨像,还有七彩祥云,天女散花……一派佛国的庄严气象。每当黄昏时刻,阳光从外面照射进来,整个大殿金碧辉煌,让人叹为观止。道安的创意很快就被其他寺院模仿,佛教从此全面进入像法时代。

  这期间,他还重新整理了僧伽。一是确立了修持仪轨。道安的弟子有几千人。没有规范的佛门仪轨是不好管理的。他确立了行香定座、上经讲法、打坐参禅、忏罪悔过的仪轨仪式。这也成了后世寺院的法则。
  二是统一了佛门姓氏。佛教传入中国后,出家人的姓氏是多元化的。有的以国籍为姓,来自的天竺的就姓竺,来自康居的就姓康。有的跟从师父的姓,竺法护的弟子就姓竺,支道林的弟子就姓支。有的以俗家为姓,比如朱士行,在出家前叫朱士行,出家后还叫朱士行。还有很多是有名无姓的,开头第一个字有僧、法、道、玄、慧等等。比如“法汰”,就是他的法号,后来拜入佛图澄门下,才叫“竺法汰”。道安觉得这种状态不利于佛教的整体认同。既然佛祖叫释迦牟尼,大家就应当全部姓释。这样可以造成佛门一家亲的团结气象。他还从《增一阿含经》③中找到了依据,率先让门下弟子全部姓了“释”,同时还向佛教界发出倡议。

  但响应号召的并不多,只有四川的竺法和改成了“释法和”。连江东的竺法汰都没有改姓释,其他的可想而知。他们认为姓氏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本就是个世俗的东西,既然出了家,就应该摈弃这个。佛门这种姓氏多元化的状态一直延续到了唐朝。例如著名的玄奘法师,他并不叫“释玄奘”,正规的称呼叫“沙门玄奘”。
  尽管如此,由于道安的弟子实在是太多,虽然别人不响应,释姓僧人在几十年后仍然占据了汉地佛教的主流。唐朝之后由于净土宗的兴起,“释”姓进而成了汉传佛教内唯一的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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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①竺法汰因病在江陵停留了两年,后来才去了建康。在江陵期间,道安曾派慧远去看望过他。
  ②施主捐的钱物如果指明了用途,寺院是不能随意更改的,如要更改须征得施主的同意,否则也是犯戒。

  ③《增一阿含经》载有“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
  日期:2020-06-19 08:42:27
  NO.18般若本无宗
  自永嘉南渡以来,爱好清谈的玄学家们聚集于江东和荆襄一带,他们崇尚空谈,热衷于讨论有无、本末等形而上学问题。而般若类佛经主张一切皆空,比玄学还要玄,很快就吸引了清谈之士的兴趣,掀起了一股研讨般若学的热潮。
  道安在佛图澄门下的时候学的是萨婆多部的小乘经典,侧重于禅法实修。在女休山、陆浑期间也是以禅修为主。到襄阳后,由于受南方清谈风气的影响,他开始注重对大乘经典的研究,逐渐把研习的重心从小乘毗昙学转向了大乘般若学。
  在襄阳,他每年都要讲授两次《放光般若经》①。在讲授的同时,自己也完成了从小乘向大乘的过渡。
  当时由于专门解读般若的三论还没有翻译出来,汉地的佛学家们都是用来老庄玄学来解读般若经典。他们分成了好几个派别,史称“六家七宗”②。
  一般认为,道安属于本无宗。“本无”这个概念在东汉时就出现了,并不是道安的首创。支谶翻译的《道行般若经》第14品和竺叔兰翻译的《放光般若经》第11品都叫“本无品”。由于缺少直接的资料,道安所主张的“本无”空竟是“以无为本”还是别的意思,现在已难以确定。甚至连道安是否真的主张过“本无”都存在争议。而三论大师吉藏在《中论疏·因缘品》中认为,道安的观点是“一切诸法,本性空寂,故云本无。”又说“谓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夫人之所滞,滞在末有,若宅心本无,则异想便息。”

  如此看来,道安致使主张本无,也不是玄学中“以无为本”的本体论,而是相当于大乘毕竟空的解脱论了。但仍然含有道家“无中生有”的影子。

  由于道安的提倡,“本无”几乎成了般若学的代名词。直到若干年后,鸠摩罗什在长安翻译出了《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佛学界才发现六家七宗的解释都不太准确。此后,人们又用上了早就存在的“真如”这个概念,用来指称那种说不清、道不明、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真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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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①《放光般若经》,是大品般若经的早期版本, 阐述了诸法性空如幻、法性平等、真俗二谛、方便善巧等大乘佛教的基本思想。该经梵本最早为朱士行在于阗发现。晋元康元年由无叉罗和竺叔兰等人在陈留的水南寺译出。译出后风行中原,对当时的玄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②六家七宗,早期般若学各派的统称,是按照对“空”、“有”等概念的不同理解而作的划分。包括本无宗、心无宗、即色宗、识含宗、幻化宗、缘会宗,共六家。其中本无宗里又分出“本无异宗”,合为“六家七宗”。
  日期:2020-06-21 09:22:40
  NO.19  襄阳再分派

  当时东晋内部分为两大地方势力,一是王、谢等世族控制的首都所在地的扬州,一是桓氏家族控制的荆州和川蜀。两大势力一直在争权夺利,对宗教问题都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既没有建立僧籍制度,也不禁止人们出家。而一旦打起战来,普通僧人和老百姓是一样的,也要应征参战。但既然没有明令禁止,出家人的数量就会逐步上升。
  随着名望的增长,道安的弟子越来越多。仅荆襄一带的出家弟子就有五千多人,俗家弟子更是不计其数。由于树大招风,他成了各方势力争夺的对象。太元元年(376年),桓豁①任征西大将军,驻江陵,把道安请到江陵供养了一年。太元二年,桓豁推荐朱序②出任梁州刺史,镇守襄阳,又把道安接回了襄阳。朱序对道安十分推崇,常对人说,安法师是当今道学的栋梁,是陶冶人心的熔炉。
  前秦皇帝苻坚也想把道安弄到长安。他好大喜功,有一统天下之志,而道安、习凿齿是荆襄的名望所在,如果能把二人纳入自己麾下,就有助于收服东晋的人心。于是多次派人到襄阳邀请道安和习凿齿北上。但二人均以身体欠佳为由婉然谢绝。既然文的请不动,苻坚决定动用武力来强请。
  太元三年(378),苻坚派大将苻丕率军十万攻打襄阳。

  朱序的守军只有一万多人,但襄阳自古以来就是易守难攻的军事重镇。朱序一面据城坚守,一面向四方求援。开战前夕,有弟子劝道安趁乱离开襄阳,他没有同意。道安虽然是出家人,仍有家国情怀。晋朝虽然丢失了北方领土,仍然是他心中的祖国。而且,他奉行“法依国主”的原则,自己作为佛门领袖,如果在襄阳陷入危机时就逃离,别人会怎么看呢?这损害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声誉,而是整个佛门的声誉。生死事小,失节事大,在这个问题上道安奉行的是儒家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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