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的温柔盛世——闲话『清平乐』背后的真实历史》
第19节

作者: 晴雯撕扇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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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擢升外戚张尧佐引发的风波暂且告一段落,但相隔不到一年,烽烟再度燃起。皇祐三年(1051年)八月,赋闲在家的张尧佐接到了新的任命,宋仁宗不仅把宣徽南院使的头衔“还”了回来,还给他安排了一个颇有实权的职事:判河阳(今河南孟州)。
  细论起来,这真是让人有些搞不懂,宋仁宗到底是情到深处无所顾忌,还是生性比较健忘,好了伤疤便忘了疼。根据《曲洧旧闻》的记载,是温成的“枕边风”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其中还有一段十分生动的描写。说是有一天,温成将前去早朝的宋仁宗送到殿门外,抚着他的后背叮嘱道:“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宋仁宗连声允诺,结果刚下达旨意,就被包拯拦住一通数落。包拯情绪激动,“反复数百言”,又是当着宋仁宗的面掰扯,结果喷了宋仁宗一脸的口水(“唾溅帝面”)。宋仁宗好不容易脱身回来,对着温成一通埋怨:你只管张口讨要什么宣徽使、宣徽使,却不知道像包拯这样的台谏言官有多难缠!

  实事求是地说,上面的这段记叙,显然有艺术加工的成分,未必完全符合史实,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道任命恰似一颗划破长空的信号弹,让台谏言官的炮火再度对准张尧佐,铺天盖地猛轰过来。
  在新一轮的交锋之中,“人狠话更多”的王举正再次充当急先锋,新账旧账搁在一块清算。他先是臭骂张尧佐“叨据非分”、“以尸厚禄”,接着痛批宰执班子“不念祖宗基业之重,顺颜固宠”,当然也没忘记捎带上宋仁宗,指责他“授受非当”,对上天、对黎民都没办法交代(“何以上答天戒,下慰民望哉”)。最后,依然是颇具威胁意味的收尾:如果圣上您执意要滥赏,那我王举正就辞官,以此警醒那些不识忠佞的睁眼瞎!(“以诫不识忌讳愚直之人”)

  身为御史中丞的王举正身先士卒,扣响了据理力争的第一枪,谏院这边当然也不会躲在后面看大戏。包拯、陈旭、吴奎相继上疏,认为当前“物议腾沸”,而他们身为言官、职责所系,“不得不极谏”。当然了,相比于王举正的咄咄逼人,谏院这边的态度要稍微和缓一些,毕竟打嘴仗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彰显谁的口才好,而是想彻底解决问题。
  包拯等谏官认为,此次对于张尧佐的任命,倒算不上有多么恩宠,他们真正担心的是这个张尧佐贪得无厌,骑着骆驼想找马。(“幸求觊望,不知纪极”)宋仁宗这个人呢,耳根子又比较软,难保日后不会继续给他加官进爵。有鉴于此,谏官们建议跟宋仁宗做一个交换:我们同意此次任命,让张尧佐赶紧到河阳赴任去,但圣上您也要表一个态,讲清楚张尧佐“享此名位,已为过越”,不仅下不为例,还要明令禁止他“处使相之任”或者到谏院供职。

  王举正的奏疏言辞激烈,宋仁宗没有搭理他,反观谏院的此番陈情,倒是比较中肯和务实,让宋仁宗感觉到是一个不错的台阶。于是乎,宋仁宗下达了一道类似于“留此存照”的诏书:“自今张尧佐别有迁改,检会此札子进呈执奏。”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假如—只是假如啊—今后又要擢升张尧佐,你们就用这道诏书来投反对票吧!
  各方面的利益都能有所照顾,事情原本就此做一个了结,但咱们别忘了,台谏、台谏,除了谏院之外,还有一个御史台呢!
  御史台这边,倒不是“人狠话更多”的王举正不依不饶,而是先前出过镜的那位低品级台官—时任殿中侍御史里行的唐介,打算跟宋仁宗杠到底。当时,不少人都认为张尧佐只是外放而已,没必要紧追不放(“补外不足争”)。然而,唐介真正在意的是宣徽南院使的荣誉头衔,地位仅次于两府的主官,外放河阳不过是掩人耳目而已,所以“不计内外,独争之”。
  面对这位不识大体、不顾大局的“愣头青”,宋仁宗不想自降身价跟他饶舌,便将皮球踢给了行政系统,说张尧佐的任命都是中书下的。唐介接过宋仁宗的话头,自行“脑补”为中书违背圣上的旨意,擅自行事(“以此知非陛下本意”),于是转而弹劾宰相文彦博。
  唐介给文彦博定了一条罪状,说他是“专权任私,挟邪为党”。虽说风闻言事是台谏言官的特权,但罪名是不能乱扣的,所以唐介特意摆出了一份证据。正是这份证据,让宋仁宗龙颜震怒,原告唐介、被告文彦博都相继被贬谪,因为这里面牵涉到了一直置身于事外的温成。
  唐介说,文彦博在出任知益州(今四川成都)的时候,给温成送过灯笼锦,以此谋求攀附。后来,文彦博入主中书、官居宰相,“贵妃有力焉”,这不正是外臣勾结内宫吗?!
  宋仁宗向来最为忌惮这种事,有些将信将疑,便让唐介与文彦博当面对质。结果呢,文彦博的屁股还真是不太干净,当年确实有向温成送礼之举,所以眼下百口莫辩,只是“拜谢不已”。早已豁出去的唐介劲头更足,进一步“爆料”说,文彦博拜相以来“独专大政”,“三司、开封、谏官、法寺、两制、三馆、诸司要职,皆出其门”,这不是把朝廷变成他文家的了吗?!还有谏院的包拯、吴奎,也不是啥好东西,他们跟文彦博在暗中有所往来,说什么“彦博有才,国家倚赖”,简直就是无法无天啊!

  日期:2020-05-29 17:21:20
  唐介这么一闹腾,从上到下的面子都没地方搁,更何况还把温成搅进了这滩浑水。宋仁宗怒不可遏,打算将唐介贬到春州(今广东阳春)做别驾。
  岭南两广,今天是好地方,但在当时还是一片瘴疠荒蛮之地,史载“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因此,在“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北宋王朝,有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如果皇帝想把不听话的官员置于死地,又不愿背负有违祖训的骂名,将他贬谪到岭南便是最佳的选择,能不能活着回来,全靠这个人的命硬不硬。就说咱们熟知的大文豪苏轼吧,他后来从黄州、惠州一路贬谪到儋州,岂止是岭南,都跑海南岛上去了,但不仅活得好好的,还放言“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不忘给宋哲宗添一添堵。

  当然,从统计学的意义上来讲,贬谪到岭南,特别是条件最为恶劣的春州,基本上等于死路一条。(“介若至彼,必无生还之理”)因此,在宋仁宗抛出这项动议的时候,群臣坐不住了。唐介的上司王举正、时任右正言的蔡襄,甚至受到弹劾的宰相文彦博,都站出来替唐介求情,认为台官言事乃职责所系,因言获罪,未免“责介太重”。
  冷静下来之后,宋仁宗也感觉到自己过于冲动了,便将唐介的贬谪之地从春州改到了生活条件好很多的英州(今广东英德),还派中使护送他上路,“戒必全之,无令道死”。有大臣认为此举极为不妥,万一唐介在途中染病身亡,必然会有人怀疑是被暗害的,朝廷又怎么解释得清楚?宋仁宗如梦初醒,赶紧把护送的中使追了回来,让唐介自己去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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