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上大衣，坐到凳子上，两个小时，等下有民兵来叫换班的。”后来明白值班就是看守所让监室里的人自管的一种行为，在值班期间如果发生越狱、打架等突发事件要及时的按下警报器。事实上从进看守所到离开我都没听说过哪个监室晚上有按了警报器的。
　　这一年的冬天特别的冷，我裹紧大衣蜷缩地坐在了凳子上，慢慢的等两个小时的时间流逝。身上的衣服已经十多天没换过了，保暖内衣感觉有点像上面刷了一层浆似的，一点都不保暖了，跻在脚上的是一双塑胶拖鞋，刚刚感觉到暖意的身体在军大衣内不停的哆嗦。

　　“你是哪里人？”那人把凳子搬到我旁边坐下后小声的问，“犯什么事进来的？”
　　在我回答了这些天回答了无数遍的问题后他递给我一根烟：“我们是老乡啊，我也是XX市的，我是XX县的，你们那里我到过，我95年到你们那里做过生意。”
　　烟是红梅牌的，我捧着他递过来的火苗点上，深深的吸上一口，脑袋一阵眩晕。
　　“好长时候没抽烟了吧？是不是上头了啊？”老乡笑着问我，“你别看这烟差，在这里买可是要10块钱一包。”

　　抽烟的人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在很长时间没有抽烟后吸的第一口烟能让自己感觉到大脑缺氧，要慢慢的回过神来以后才能吸入第二口。而且只要是能点火后烧得出烟的，都能吸出最美妙的烟味。
　　“你是犯什么事进来的？”在一根烟烧完后我问他。
　　“故意伤害。”
　　老乡姓刘，三十七岁。在我们省一家比较出名的铝材公司上班。在车间切割铝材的时候不小心用铝材碰到别人了，两人发生口角然后互相推搡了几把。此位仁兄果然不负我们市民风彪悍的土匪习性，在下班后回到宿舍找出一根短钢钎再在公司门口对他同事就是一顿暴打。
　　“如果当时不是上来拉架的人里面有个孕妇的话，我可能要把他打死去。”这是老刘在告诉我的时候说的，“其实打架的事不用搞到这里面来的，在派出所就能解决，给他赔了医药费误工费营养费之类杂七杂八的就能行了。反正就是要钱，最多就是行政拘留半个月。”
　　“那你为什么不赔钱算了？反正你打伤了他也是事实。”我不解的问。
　　“老子就是不赔钱，事情是他惹大的，如果他首先不打我，我也不会把他打伤，也不会害得我被公司开除，进来了我也看了法律书，我这件事最多也就判个两年。我宁愿坐两年牢也不给他赔钱。”老刘说的法律书是每个监室都有的两本，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两方面的。估计也是这两部法律的简易版本吧。
　　在很多天以后我和他又一次说起他的案子的事情。
　　我说：“你看，你在这里面要用这么多钱，如果判两年的话你在坐牢期间还得用钱，你怎么就不赔钱给他算了，两年的时间起码也能把这些钱赚回来，还不用坐牢。”

　　“我就是两年赚十万，只需要赔他两万，我都不搞。坐牢就坐牢，要我赔钱，门都没有。”
　　老刘的老婆给他来信说要给那个人赔钱了算了，老刘拒绝。
　　老刘请的辩护律师过来说只要老刘答应赔钱，马上就能出去回家过年，老刘拒绝。
　　办老刘故意伤害案子的派出所民警过来说那人答应调解，只要能赔钱就可以不起诉他，老刘拒绝。
　　再过了很多天以后，终于印证了他的判断：有期徒刑两年。不过还得赔偿被他打伤了的那人的这样那样的费用共计两万多元。
　　“你看，你现在牢也要坐，钱也得赔。划得来不？”我问他。

　　“老子给他赔个卵！”这是老刘离开看守所去劳改农场时说的。
　　具体老刘有没有跟那个被他打伤的人赔钱我不知道，但据我的了解，像他这样的案情的一般判决都会带有民事赔偿的，而且好像还能够法院强制执行。
　　两个小时的时间在我们的谈话中过得很快，值班民兵在监室的小窗子上敲了下示意我们可以换班了。
　　老刘在一群“下面的”中间叫醒两个起来接替我们值班。
　　我钻进后面值班的人腾出来的空隙，合上眼睛，很快睡着。
　　这一夜，我梦见回到家里围着火炉烤火，上面挂着在滴着油的腊肉。

　　早上起床是被梁方叫起来的。
　　不知道天亮了没有，因为监室里的灯一直都是亮着的。梁方的声音带着他们家乡浓厚的乡音：“起来起来，搞事搞事嗒哦！！”
　　除了“上面的”睡在靠前的两个铺位的两个人没有起床以外，其他的人都以最快的速度钻出被子穿上了衣服站在风门口等待风门打开。留下两个人把被子一床床的叠成条形再一床床的叠在监室最里面靠墙处，然后用一个大布罩子把堆在一起的被子罩上。
　　值班民兵过来在外面走廊上打开风门，监室里的人一个个挤了出去。我看到了一副刚开始想都不能想象的画面：梁方拿着一支白玉牙膏斜靠在放风室靠里面挂在墙上的柜子上面，监室里的其他人每个人拿着一把牙刷排好队依次等梁方给挤牙膏，经过一个，挤一点出来。嘴里不住嚷嚷：“快点，快点！莫紧到磨蹭。”

　　我冲监到7监室的时候除了两床破旧不堪的被子和一个饭盆一个饭勺外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了，所以我找到老刘问他牙刷是从哪里来的。
　　“新口子，过来拿牙刷，口杯。”梁方叫道。
　　杯子是旧的，牙刷也是旧的。估计是以前的人用过了的。
　　我皱了皱眉头，说道：“这是别人用过了的吧？没有新的吗？”
　　回答我的是后脑勺上的一记耳光，“小JB，有给你用的就不错了，你还讲条件啊？这里是坐牢呢！要享福回屋里去。靠！”
　　我没有刷牙，用他挤的牙膏把牙刷好好的洗了一遍后接了点水随便漱了下口。老刘给了我一条毛巾，涤纶的那种，已经薄得可以望个对穿了，差不多能和如今有些女星在舞台上穿的透视装有得一比，嗯，聊胜于无。
　　我洗漱完了以后又看到了一副忙碌的景象：有人把放在墙边的塑料桶子打开，把里面的槟榔用一个饭盆舀出来，倒在一个个塑料做成的筛子里面，基本上每个筛子里倒的数量差不多。接着就有人把它端走再把槟榔一个个的铺均匀，再又有人把铺均匀了的筛子拿开，从铁门口用小塑料碗接过一碗碗类似止咳糖浆样子的被称为“卤水”的很黏稠的流质状的东西，用一根细竹签点上卤水给筛子里每个槟榔里面点上一点，再又有人端走点好了卤水的槟榔的筛子，给每一个槟榔里放一颗葡萄干在卤水上粘稳。妥妥的一条流水线。

　　监室里十几个人分成四组，把槟榔倒在筛子里以后每个组有一个人负责铺匀的工作，一个人负责点卤水，两个人负责点葡萄。我因为是“新口子”，对这些工作流程不熟悉，所以被分到点葡萄这个工种。
　　大概一个小时的忙碌以后，听到走廊上有人叫道：“头子尾子进站了哦！”于是大家都停下了手中的事，走进了监室里面站着等。同样的流程，梁方先给“上面的”摆好桌椅，放好菜，再在靠里面的地上铺好“桌布”，摆好饭盆，再接过从铁门下方的小口子里递进来的两盒饭，两盆子菜汤，然后给“上面的”把饭盛好摆上去叫杜哥他们吃饭。然后再是他自己，然后我们就能去那块桌布上每人领一盆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