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夏干部只是随口“哦”了一声。
　　又问道：“你们家里人知道你们进来了吗？有水路吗？”
　　我不知道“水路”是什么意思，所以就说了我不想让家里人知道我现在在这里。其他几个的家里都知道了，并且都说没有“水路”。
　　“没有水路的话就只有硬坐了，看到时候判多久就坐多久啦！但是记到一点，我管的两个监室都是文明监室，在里面都老实点，你们犯多大事我不管，但是在看守所羁押这段时间不要再给我闹出什么事来。在外面你们怎么闹是你们的本事，到了这里那就得听我的，这样大家都好，记到了吗？”夏干部说完叫我们去晒太阳，把陈安平叫到他面前去了。
　　这一年的冬天很冷，坐在地上阳光照在身上也感觉不到多大的暖意。但是能坐在太阳里总好过在监室里隔着铁门看走廊窗户外面的阳光要好一点。我把外套紧了一下，倒在草地上，天是灰暗色的，很远，似乎好像也很美。
　　“我操，我说这几天怎么这么痒。原来是长虱子了。”是许老板的声音。
　　我循声望去，发现许老板不知什么时候把裤子脱了下来用手在下面不停的挠着。裤子放在草地上的矮树上，估计是早就脱下来了的。

　　“夏干部，等下把电剪借下，我把我下面的毛要给剃了，你看，都长虱子了。”许老板站起身走到夏干部面前，把腰用力的往前挺着，两手不停地挠着下面的毛，“再说还有个新口子还没剪头发。”
　　“好，吃晚饭了我叫外劳给你拿过去。”夏干部望了他一眼，挥手把他赶走，“你就不能勤快点洗澡啊？不是没得热水，都进来快两年了还不晓得在这里怎么过日子啊？”
　　许老板转身拿起裤子叠成一个方块当成枕头，又在草地上躺下来，两手不时在下面挠几下。
　　我们家乡有一种比较粗俗的玩笑叫做“晒麝包”。一般是看到有人闲着没事的晒太阳的时候就会问“你是不是在晒麝包？”我猜测麝包大概指的就是**。没想到我还真看到有人“晒麝包”了，并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我问躺在我旁边的东北“水路”是什么意思？
　　“水路就是说你有没有关系，后台或者能不能花钱让自己判轻点之类的。你看，他就是走的夏干部的水路。”东北指了指陈安平，“外面有水路就能让自己判得轻些或者能不用判就出去，里面有水路就能和上面的一起吃，不用做什么事。只要你有钱送进来或者有人给干部打招呼或者给干部送点礼什么的就行。”

　　有“水路”的话办案过程会快很多，在往后的日子里我认识到这一点。
　　那一年湖南卫视播放了一部叫《血色湘西》的电视剧，有段情节是石三怒需要送药到常德的时候他力排众议选择从水上走。当时他说了一句话：“从水路走要快得多。”这句话在监室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致的认同，是啊，水路走要快得多，如果有“水路”的话就不用天天在这方寸之间苦苦地等待自己的最终审判结果。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水路”的作用，再后来我在想，如果我什么时候想要避世隐居的话，看守所确实是个很不错的选择，不过前提条件是你要有足够过硬的“水路”。当上一个监室的学习员，至不济也得能混成“上面的”。
　　这是我进看守所以后到出庭审判这段时间为数不多的几次晒到太阳。
　　晚上的头子尾子送到之前我们结束了日光浴。
　　起床，做槟榔，早饭，做槟榔，中饭，做槟榔，出货，进货。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过去。
　　天气越来越冷了，号子里的人渐渐的都接到家人或者朋友送来的越冬的衣物了，老刘几次劝我要我把家里的电话写给夏干部请他帮我给我家里说一声送点衣服和钱过来。我执意不肯，我想我当时的想法既是一种逃避也是一种承担，逃避给家庭亲情带来伤害，承担自己走错路带来的后果。

　　我拒绝了老刘送给我的衣物，每天穿着塑料拖鞋在监室里的两间房里冻得瑟瑟发抖。这个城市很变态，只有冬夏两个季节，夏天热得象在火炉上煎着，到了冬天寒风刺骨。十二月已经是接近一年内最冷的天了，加上这一年的冬天特别的冷，湖南的很多城市遭受前所未有的雪灾，这个城市当然也不会放过这样好的机会在冬天好好的冷上一把。
　　肉体的痛苦往往能减轻精神上的折磨。唯有人类能用身体的折磨来减轻精神上的痛苦，说起来不知是悲哀还是欣慰。
　　这一天，具体是哪一天记不清。我正在埋头往槟榔壳子里点葡萄干的时候，夏干部在铁门外喊道：“周少青，提审。”
　　我被带到看守所二楼，在一间提审室里我看到了当初抓我送我到拘留所再送我到看守所的王警官。我被指派坐到椅子上，左手被手铐铐在椅子的护手上，再有一块活动的板子在两边的护手之间，转过来再锁上，这样人连站起来都不能了。王警官和他的同事在提审室的那一边，我和他们中间隔着一道类似银行柜台的矮墙，上面镶嵌着一排拇指粗的钢筋，我能欠起身子在那道矮墙上写字，盖手印。

　　“周少青，在里面怎么样？有没有被欺负？”王警官点上一支烟递给我。
　　“还好。”我淡淡的回应。
　　“你有你的同案的联系方法没有？知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还是跟在派出所时候同样的问题。
　　“知道啊，我手机卡里有他们的电话，早就告诉你们了啊！你们能查得到的。”我还是跟在派出所时候同样的回答。
　　“把你的犯案经过再说一遍。”
　　“我是帮我老板的忙，有人用一个假的书刊号和一个假的工商注册骗了他六万多块钱，后来我老板看到了他就要我给他打电话把他叫到XX酒店十三楼的XX号房间问他要钱还账。就是这样啊。”
　　“你们把受害者在酒店房间里关了多长的时间？有没有殴打他？在他身上拿走了多少钱？你的老板事后给了你多少钱？”问题还是没变。
　　“从第一天下午五点到第二天早上九点，我没有打他。问到了他的银行密码在他的卡上提出了一万六千块钱。再刷信用卡卡买了一条烟。事后老板也没给我钱，我是给他打工，给我工资就好了。”无数次的问答让我都能背出前面这段话了。
　　“好，”王警官递过来一张问话记录，“你看下，如果都没问题的话就签字，盖手印。”
　　“告诉你，你们的主谋——就是你的老板也被抓住了，是在武汉住酒店的时候抓住的。我们也审问了他，你基本上是没说谎。这点比较好，你如果想起用什么方法可以联系到另外在逃的两个的话就叫管教干部给我打电话，你这样就是有立功的表现，在判的时候会判得轻些的。”
　　我唯有诚惶诚恐的点头应是。
　　“你父亲今天和我们一起来看守所的。”王警官接着说出了一句让我目瞪口呆的话来。
　　“我不是给你们说过不要联系我的家人的吗？我都成年了，已经具备了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了。”当时我就头大了，愣在那里半天才反应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