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晋王进军到距柏乡三十里处，遣周德威等以骑兵迫近梁营挑战，梁兵不出。之后继续前进，距柏乡五里，扎营于野河之北，又遣胡骑迫近梁营驰射，并且辱骂梁军。梁将韩勍等率领步骑三万，分三道追之，铠胄上都披着缯绮（彩缎），镂金银，光彩炫耀。晋军望见梁军铠甲鲜明，有些胆怯，士气下降。周德威对李存璋说：“梁人志不在战，只是想炫耀武威。不挫其锐，则吾军不振。”于是周德威对晋军将士宣布说：“对方是汴州的天武军，都是屠酤佣贩之徒，衣服铠甲虽然光鲜，十不能当汝一。擒获一夫，足以自富，此乃奇货，不可失也。”于是士气大振，争先恐后。周德威亲自率领精骑千馀击其两端，左驰右突，出入数四，俘获百馀人，且战且却，距野河而止，梁兵亦退。

　　回营后，周德威对晋王说：“贼势甚盛，我们应该按兵不动，以待其衰。”晋王说：“我们是孤军远来，救人之急。这三镇部队是临时凑在一起的，利于速战，而您却想要按兵持重，这是为什么呢？”周德威答道：“镇、定之兵，长于守城，短于野战。而且我们所擅长的是骑兵，在平原广野上纵横驰突才对我们有利。现在我们将敌人压迫于营垒之前，骑兵无法施展其长处。而且现在敌众我寡，如果对方知吾虚实，则事危矣。”晋王听了周德威的分析，面露不悦，退卧帐中，诸将都不敢再说话。周德威往见张承业（就是那位贤宦）说道：“大王骤胜而轻敌，不量力而务速战。今去贼咫尺，所限者一水耳（野河之水）。彼若造桥以薄我，我众立尽矣。不若退军高邑，诱贼离营，彼出则归，彼归则出，别以轻骑掠其馈饷，不过逾月，破之必矣。”

　　张承业听后，进入晋王的大帐，劝说晋王曰：“此岂王安寝时耶！周德威老将知兵，其言不可忽也。”晋王李存勖一跃而起，说道：“我正在思考此事呢。”当时梁兵闭垒不出，有投降过来的梁兵，审问中答道：“王景仁正在多造浮桥。”这证明了周德威的判断是正确的。晋王对周德威说：“果如公言。”当即拔营，退守高邑。
　　4、杨隆演嗣吴王
　　淮南拥立杨隆演后，派遣万全感作为使者，前往晋（李存勖）、岐（李茂贞）处进行通告。后梁开平四年（910）二月，万全感返回淮南。岐王李茂贞承制加弘农王杨隆演兼中书令、嗣吴王（唐天复二年，昭宗封杨行密为吴王）。于是吴王大赦境内。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晋、吴、岐等割据政权既不承认朱梁的合法地位，自己又没有称帝，因此仍以唐朝的臣子自居。他们的王（晋王、吴王、岐王）均是唐朝所封，杨隆演要继承吴王的爵位就需要唐朝廷的认可，可是现在唐朝已经灭亡，因此由岐王李茂贞“承制”加弘农王杨隆演兼中书令、嗣吴王，以使其合法化。所谓承制，就是按照既定规则的意思，打个擦边球。

　　5、吴越取湖州，修筑捍海塘
　　湖州（今浙江吴兴）刺史高彦、高澧父子自唐末以来，以一州之地依偎于吴越和杨吴两大势力之间，左右逢源，两附以求自存。史载高澧性格凶暴残忍，曾经召集州吏商议说：“吾欲尽杀百姓，可否？”官吏回答：“如此，租赋何从出？当择可杀者杀之。”当时高澧强征百姓为兵，百姓不愿，时常有发牢骚的。高澧听说后大怒，将强征的民兵集中在开元寺，骗他们说要犒军，然后进行屠杀，死者过半。外兵（五代时亲军称为牙兵，其余称为外兵）纵火作乱，高澧关闭城门进行大规模搜查，杀死三千人。钱镠想要讨平高澧，于是高澧依附于淮南，并且发兵烧掉了地属吴越的临平镇（今属杭州境）。吴越王钱镠以其弟钱镖率军讨伐。后梁开平四年（910）二月，高澧求救于吴，吴常州刺史李简来救，湖州守将闭门不让吴的援军入城，可见高澧的人心丧失到何等地步。高澧只得率领五千人逃奔杨吴。此后，湖州归于吴越。后梁开平四年（910年）八月，吴越开始修筑杭州捍海石塘，至十月而成。钱塘江海潮向为杭城之患，唐以前当地居民就已经屡次筑堤防护，均因潮水冲击修筑难成，成而易毁。此次钱氏所修海塘，以竹笼盛巨石，栏以十余行巨木，并以铁练贯穿，作为塘基，修成的堤坝能够经受潮水冲击。钱氏又扩建杭州城，大修亭台楼馆、通衢巷陌，从此杭州富甲东南。

　　6、吴越奏留宦官，张承业辅佐河东
　　后梁开平四年（910）七月，吴越王钱镠上表称：“宦者周延诰等二十五人，唐末避祸至此，非刘（季述）、韩（全诲）之党，乞原之。”梁太祖曰：“此辈吾知其无罪。但今革弊之初，不欲置之禁掖。可且留于彼，谕以此意。”当初，朱全忠与崔胤尽诛宦官，并诏命天下捕杀在外宦者，但有不少宦官为各镇藏匿，其中著名的就包括河东监军张承业。当时诸镇僭越，拟用帝制，故以宦官为给事，尤以吴越为多，钱镠因有此请。

　　在这里我想说说唐朝末年的宦官监军制度。对于唐代宦官监军制度，历来都是指责者多、肯定者少。但客观地看，唐代的宦官监军在中央朝廷与地方藩镇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既维护了中央政府对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又满足了藩镇的半独立状态，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能也是不得已的一种较优的选择。
　　唐前期土地制度实行均田制，在此基础上唐代兵制相应地实行府兵制，即百姓有服兵役的义务,实行轮番服役。府兵制的好处就是将不专兵，不会对政权产生威胁。但到了玄宗时期，土地兼并急剧发展，人口大量逃亡，府兵兵源枯竭。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玄宗在开元二十五年下了一道诏令，称:“宜令中书门下与诸道节度使各量军镇闲剧，审利害，计兵防健儿等作定额，委节度使放诸色征行人及客户中如募，取丁壮情愿充健儿长任边军者, 每岁加于常例,给田地屋宅，务加优恤，便令存济，每岁逐季本使具数报中书门下，至年终一时录奏。”从这个诏令中，可以看出新募“兵防健儿”从“诸色征行人及客户中召募”，至此府兵制被募兵制所取代。募兵制的诞生，使将得以专兵，先前府兵制下“士不失业，将帅无握兵之重”的局面发生了改变。

　　安史之乱以后，“大盗既灭，而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列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藩镇之兵既重，将专兵骄，遂使藩镇和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监军作为调节中央与地方矛盾的杠杆，上传下达，回旋于中央朝廷与地方军之间。
　　不可否认，唐代宦官监军必然会产生一些不利之处，由于宦官监军，主将不得专号令，使得唐政府军在讨伐叛乱或抵御侵略的战争中失利；监军有时也会挑拨中央与地方藩镇的关系,使之矛盾加深；有时宦官也会恃权滥杀，或纵使士兵乱杀。例如安史之乱时的鱼朝恩、文宗时挑动士兵作乱杀死山南西道节度使李绛（李绛曾被宪宗誉为真宰相）的杨叔元等，均在此列。但是在监军中也不乏贤宦，他们的杰出代表便是张承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