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兴旺的眼泪差点流了出来，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来了。几天来，他茶饭不思，彻夜不眠，甚至走在上下班的路上，都要斜着眼睛向周围瞅一瞅，看看梧桐树或者电线杆的后面，有没有潜伏个便衣民警。他总担心被以“销赃”的罪名抓进去蹲几天。大学毕业，刚步入社会，上班没几天，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触犯了国家法律，这人生之路还怎么朝前走。好在邵兴旺遇到了善良之人，这一切都过去了。

　　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刘美娜莫名其妙地对邵兴旺疏远起来。邵兴旺约她几次，她都以各种很牵强的理由，拒绝了他。后来，单位的老师给刘美娜介绍了一位干部子弟，不到半年，刘美娜就结婚了。
　　自此，邵兴旺和刘美娜之间，再也没有相约一起玩耍，他们成了普通的同事。为了避嫌，刘美娜在单位甚至很少和邵兴旺说话，连最普通的朋友都不愿意做。
　　“再见，美娜小姐。你我有缘无分。我还是把精力用在工作上”。邵兴旺不但心里这样想，而且身体力行，坚持这样做，他还不断地提醒自己：你可是父母的骄傲，是全村孩子的榜样啊！
　　离放寒假，还剩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校门口来了一个疯子。准确地说，应该算个女精神病人。

　　她皮肤白皙，面容姣好，头发用红毛线束着，不整齐也不凌乱，衣服沾满了灰土，有些破烂，但并不肮脏，只是那迷离涣散的眼神，离奇怪诞的行为举止，证明她不是一个正常的女人，或者说精神有些错乱的母亲。
　　她蜷缩在离校门口不远的街坊的一处墙角，看到过往的低年级小女生，总是伸出手要抱抱，吓得孩子们惊叫着乱跑。有些人在地上捡条木棍赶她，还有调皮的高年级孩子捡石块丢她。这个时候，她反而表现得异常平静，用手捂着脸，蜷缩着，一声也不吭，一动也不动。路过的人更多的是同情和惋惜，街坊里年长的人似乎都认识她，了解她的过往。
　　同情归同情，但与孩子们的安全相比，谁也不敢丝毫怠慢。
　　一天中午放学后，学校总务处何主任叫邵兴旺他们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每人到库房，拿一根掉了头的拖把棍，打算把吓人的疯子赶走。
　　在总务处，何主任反复交代，用木棍只是吓唬，必要的时候做个自我防卫，绝不可以用根子驱赶和追打。交代完毕，他们手提木根，步履匆匆，跟在总务主任的后面，像一帮打群架的古惑仔。
　　令邵兴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眼前的疯子面前，竟然站着他们学校二年级的一个小女生，旁边是她的奶奶。何主任悄悄地给他们说：“赶快把棍子藏起来。”
　　邵兴旺和来的几位男教师，急急地把带来的棍子藏到了远处的梧桐树后，跟着总务主任围了过来。
　　他们发现，小女孩离疯子很近，疯子一伸手就可以把她揽在怀里，但疯子并没有那么做，她的手上正拿着大油饼子吃呢。她一边吃，一边看着孩子，看着孩子的奶奶，时不时地笑一下，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果果她奶！”总务处何主任叫了一声。
　　“哦！是何主任呀！”看起来，这位慈眉善目的老奶奶和学校的总务何主任很熟悉。

　　从她们的谈话中，邵兴旺听出来了。原来，七八年前的一天，这个女人下班晚，没来得及接上放学的女儿。
　　女儿刚上一年级，小名叫瑶瑶，大名叫李梦瑶。因为来晚了，小梦瑶就一个人往家走，在路上被一辆运垃圾的三轮摩托车给挂倒了，头重重地磕到了马路沿子上，流了很多血，在医院没有抢救过来。从那以后，小梦瑶的妈妈就不正常了。家里人送到精神病院看过几回，在医院治疗后，回到家没多久又不正常了。小梦瑶的爸爸和妈妈离了婚，去南方打工了，在南方成了家，好几年都没见回来。

　　后来，娘家父母也相继去世了，梦瑶的妈妈就彻底没人管了。
　　“她的命苦呀！她就是心疼娃，心里老想着自己的孩子。要是梦瑶还活着，现在应该上高中了。你们别撵她，她不欺负人。我给她说说，让她别呆在这里。”奶奶说。
　　邵兴旺看到果果的奶奶，已经泪流满面了，学校总务处的何主任也是泪眼朦胧。他向邵兴旺和几位男教师摆了摆手，他们就拾起了树后面的棍子，回学校去了。
　　第二天，邵兴旺他们果然没有见到小梦瑶的妈妈。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见到。后来邵兴旺听一些家长说，小梦瑶的妈妈死了，有的说是冻死了，有的说是饿死了。
　　每次想起小梦瑶的妈妈，邵兴旺都感到难过。人世间有太多的意外，令人防不胜防。
　　邵兴旺住的那间单身楼，也有一个年轻女人死去。是他杀，还是自杀？或者还有其它更加离奇的原因。

　　邵兴旺住的七号单身楼，是苏联当年援建的筒子楼。三到五层住着女单身，一二楼住着老职工。
　　这些老职工，多数已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年。解放后，他们从河南和陕西的农村被招工进厂，成为这家军工厂的产业工人。父母妻儿，多在乡下。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在同一个车间，甚至在同一台机器前，一年又一年，重复着同样的劳动。
　　企业效益差，经常拖欠工资，即便这样的工资好多年都不长，也仅仅只能维持日常生活，他们却很少有人愿意离开企业，去别的地方谋生，或者从事别的工作。
　　“其它啥也干不了，我只会干这个。”这是他们常说的一句话。
　　一旦工厂裁员，下岗再所难免。节俭，似乎成了延续生活的唯一方式。父母，妻儿，在遥远的乡下也以同样的方式，等着他们退休回家，顺顺利利地熬到退休，拿到退休金，成为他们对未来生活最美的期待。
　　他们总会说，等我退休了，我要怎么怎么样？为了远方的亲人，为了美好的退休生活，他们像一只只老牛一样，默默地耕耘，默默地等待。他们极节俭，即便一个人，也会自己做饭，几乎从不去厂里的餐厅，或者到外面下馆子。他们对自己用血汗换来的每一分钱都极为重视。
　　一下班，这楼道里便热闹起来，炒菜声不绝于耳，烟熏火燎的气息，常令人无法呼吸，但喷香的味道，也令人垂涎三尺。
　　一楼还有几户职工家属。这是唯一男女混住的单身楼。张老师和她新婚的妻子小丽就住在邵兴旺的对面。
　　邵兴旺住在一楼，宿舍挨着楼梯，楼梯又挨着公厕和水房。这里阴暗、潮湿，霉味和尿骚味充盈其间，走进去，你会不自觉地想起贫民窟这个词。
　　每到半夜，趿着拖鞋上厕所的脚步声会吵醒邵兴旺。先是一楼的某个宿舍门被拉开，接着是拖鞋急切地拍打楼道和楼梯的声音。
　　面对满地的尿水和刺鼻的味道，有人总站在厕所门口方便，之后，再打一个哆嗦，又急又切地小跑回宿舍。
　　只要不是大雪纷纷的寒冬，邵兴旺宁可多走三百米到对面的男单身宿舍，也不愿到7号楼二层上厕所。湿漉漉的水泥地上永远覆盖着尿水混合物，需要他踮起脚尖。上完厕所，他会把里面浓烈的氨气味带到楼道，带回宿舍。霉味、尿骚味、水房里洗衣粉的味道，顽强地驻扎在里面，怎么赶也赶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