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想过，一个密封30年的日记本，会让我“偷窥”了一群人的命运。
　　东川是西南地区的一个二线城市，我在东川报社社会部做记者。
　　那是6月份，东川即将进入全城“火炉”的月份。领导约我在东川下半城拆迁区喝酒，烫火锅。其时，我正在市中心一咖啡馆混媒体圈的一个“茶话会”。说是茶话会，就是几个媒体朋友一起，找了一个特文艺的地方，喝咖啡，八卦圈子里的事，谁又自己出去搞了副业，谁又辞职了。
　　留下“茶话会”上这一帮媒体朋友的联系方式后，我赶去烫火锅。几碗酒下肚后，领导说要不要换一下岗位，来报社坐班？坐班就坐班，蛮好。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坐在电脑前开始了值班。热线库里，翻了一遍，没见到让人有兴趣的爆料。我给同事打了一圈电话让报稿子，但似乎都没稿子。有个记者还在网上回复：“这年头，哪里有啥大新闻呢？不都是鸡毛蒜皮的事么？大的报纸不敢报，小的报纸看不上。”
　　无语！我得找个地方抽烟，吐口气。
　　我刚坐下来，点上烟。不远处我电脑就“嘟”的一声响。应该是热线库里有新的爆料了。赶紧打开看，值班接线员录进去的只有这么一行字：
　　我已患癌症，将不久于人世。手里有本日记本，等了三十年，主人一直没来取。希望报社帮忙寻找日记本主人，满足我这个将死之人的夙愿。
　　我再次仔细看了一遍，除掉拨打进来的是座机电话号码之外，值班接线员录入的只有这么一行字。
　　“癌症？将不久于人世？日记本里有啥？为啥等了三十年？为啥一直没人来领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看着电脑屏幕上热线库里的这个座机号码，脑子里一时间涌现出这么多疑问。
　　依据我做过多年记者的职业习惯，我觉得应该安排人去核实这一个来电热线。哪怕没有任何价值，作为职业记者，来电第一时间回复读者或者爆料人，这也是一种专业的职业素养和维系媒体与读者的必需手段。

　　很遗憾的是，安排给一圈记者之后，大家都说自己手头有事。看来得我亲自出马了。
　　我拨打这个座机电话号码。“嘟”了好半天，那边才接通。一个老年人气息很弱，问：“你是东川报社的记者同志？”
　　我说我是东川报社刘记者，随后表明意图。老年人叹了一口气，应该是调整了一下坐姿换气吧。
　　“您好，请问您是给我们报社打电话的那位爆料人么？如果是，能否给我们讲讲这本日记本大概是怎么回事？”作为记者，我得先通过电话初步核实这个爆料，是否具有采访的新闻价值。如果有，再可以进一步约见；如果没有采访的必要，也就这么电话初步核实就算了。
　　“记者同志，电话是我打的。我看你们报纸很多年了，是你们报纸忠实的读者。报纸上写的有事找记者，你们也报道过很多这种新闻，这次我希望你们能帮我。帮我将日记本还给三十年前的那个主人。”老年人语气急切。

　　我有些犹豫。
　　毕竟平常很多爆料者，都是这么说，渴切地希望能见到记者，或者“忽悠”记者能相信自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得绘声绘色，但是记者一不小心、稍微不客观不注意，就上当，听信一面之词，给自己惹了麻烦。
　　“我没必要骗你，刘记者。我得了癌症，活不了几天就要死了。死之前，也就这么一个愿望，希望能将日记本还给它的主人。人嘛，要讲究诚信，你说是不是？和报纸一样，白纸黑字，都讲诚信。”老年人见我犹豫，连忙说。
　　他这么一说，我忽然有所触动。尤其是说到“诚信”这个词。“这样，你在哪里？我过来见您。”
　　老年人有些欢喜，说：“跳伞塔，知道那里么？下午三点，我们准时在那里见。”
　　跳伞塔是东川很着名的地标性建筑。跳伞塔1942年建成，曾是抗战飞行员培训基地，健儿们由此飞上蓝天同日机血战。
　　解放后，它成为国防体育的训练场所，1954年建立东川跳伞学校。1997年，跳伞塔的三个铁臂被切割。跳伞塔是中国也是亚洲第一座跳伞塔，是亚洲仅存的二战时期的跳伞塔。塔建成后，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撰写了碑文。
　　跳伞塔有着70多年历史，承载了很多老东川人的记忆。
　　老年人约在这里见面，我还是很意外。一般约见面的地方，要么是老年人家里，要么是家附近的公共场所，或者爆料人直接到我们报社。
　　我带着采访本，背着背包，提前十五分钟到达了东川跳伞塔下。
　　下午三点刚到，一个穿着一尘不染的衬衣的老年人出现在跳伞塔的正下方。
　　老年人有些消瘦，到了后，靠着跳伞塔东张西望。手里还拿着一个报纸包裹的东西。我感觉这个老年人就是电话里约见的老年人。走近后，他主动喊我：“你是东川报社刘记者？我就是给你打电话的那个老头。”
　　老年人和我很正式地握完手后，将报纸包裹一层层打开。里面只剩下一张纸和一个日记本。日记本用透明塑料纸包裹着，封面有些旧，也有些破损，封面正中印的是一个主席像。纸张空余部分，有一些血迹。但可能是时间久远的缘故，血迹有些偏暗黑了。
　　“这张纸就是我的诊断结果，癌症晚期。这个日记本，就是我电话里说的那个日记本。希望你帮忙找到它的主人。”老年人将日记本和诊断书递给我。
　　我看了诊断书，确实是癌症晚期。诊断书是东川一家部队医院出具的。
　　“确实很抱歉，干我们这行的，职业性质决定，所以我还是看了你的诊断书。”我说。
　　他笑了笑，嘴角干瘪。接着，给我讲了他怎么得到这个日记本的，又怎么保存的。
　　他说：“198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在东川下半城开火锅店。那时，我的火锅店生意还不错，晚上一般十点左右还有人烫火锅。那天在下雨，雨淅淅沥沥的，有几桌客人吃完后，没急着离开，就在店里躲雨。直到晚上十一点半左右，我关门打烊。这时，火锅店门外忽然冲进来一个小伙子。小伙子满面是血，自称李军，将带血的日记本一把塞给我，说过几天来取，让我务必保存好。我还没来得及问问怎么回事，可小伙子又冲进了雨夜。”

　　“小伙后来没来取走么？”我问。
　　“没有！小伙子朝着蓉都的方向去了，后面还跟着几辆摩托车。”老年人说。
　　“一直没有来？”我边在采访本上记录，边移动他身边的录音笔，保证记录准确。

　　老年人喝了一口水，说：“这一等，就等了6年啊。直到1992年，北京一位老者南巡。东川开火锅店，生意也不大好了。大家都浮躁了，一窝蜂往广州去淘金，说那里是一个遍地都有黄金的城市。我经不住一个邻居的劝，和他一起去广州出差看看。但正好我走的那段时间，有天店里忽然来了一个人，说是来取日记本。店里的服务员不知道之前这回事，让那个来的人等我出差回去后再来。遗憾地是，我没碰到取日记本的人，日记本自然也没有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