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记者？”周学兵握着方向盘，侧身低头说，“上来？我们找个地方坐一会？”
　　我说：“请问有什么事么？”
　　“说有事也有事，没事也没事。但我希望你能上来，我们找个地方坐坐，聊一聊。”他语气中似乎有些命令的感觉，但又带着请求的意思。
　　我上了车。奔驰开到一家茶楼，而不是咖啡馆。
　　周学兵坐在我对面，点了一壶绿茶。点完后，他“嗡”声道：“刘记者，有个小小的唯一的请求，希望日记本交给你之后，不要再继续报道这个新闻了。”

　　我以为他会要求我写一篇报道，至少报道他公司下面的车主“拾金不昧”，或者是“拾本不昧”，但他居然让我不再报道。喊我来坐坐，居然只说这件事！
　　我希望他给我一个不继续报道的理由。
　　周学兵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后，掸了掸烟灰，说：“不为什么，就是想低调点。何况日记本已经找回来了，也有人来认领不是？”
　　我说，可以考虑考虑。
　　一根烟吸完之后，他递给我那个日记本。日记本的封面没变，但内页更换了。看来是人为拆换了内页。
　　“这怎么回事？”我看着拆换掉的日记本说，并再三强调这个日记本的重要性。他淡淡地说：“日记本只有这样，我拿到时就是这样。”

　　见我不相信，他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电话是出租车司机的。“你来茶楼一下。”十几分钟之后，出租车师傅来了，一见是我，顿时有些尴尬和紧张，说的和周学兵的说法一样。“兄弟，我们捡到就是这样，难道不是这个日记本？”
　　我表明了记者的身份。出租车司机还坚持说日记本捡来就这样。见疑点太多，我没再追问。和周学兵随便聊了几句后离开了茶楼。
　　刚离开没多久，我就接到这个出租车师傅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连声道歉，说好不容易从我们报社的热线部那里问到我的电话，这就打过来了。
　　“刘记者，确实很抱歉。内页确实换掉了，是周学兵指使我更换的。我也不知道为啥，但我还留着日记本的内页。我这就给你送过来，希望你别怪我。我也是迫不得已，如果我不这么做，我这工作就没了。”出租车师傅说。
　　失而复得的心情可想而知，是多么美好。
　　我连声说好，只要找回了内页，一切就不再提了。不一会，出租车师傅开车找到我，还给我日记本的内页。
　　他问：“这个日记本，和周学兵有关系么？为啥他非要我换掉日记本的内页呢？”
　　我不愿和他说得太多，这也是我们这行的职业敏感性决定的。和一个陌生人说得太多，随时可能让一个独家新闻，变成大的同题报道了。以前，我也多次吃过这样的亏。
　　“不知道呢。还是很感谢你。”我笑着对他说，并掏出二十元车费给他。他坚决不要，一溜烟地开着车走了。

　　田小雨正在录外景报道。
　　我的电话打过去几次，都没有人接。临近中午她才回了电话。我告诉她日记本完完整整地找回来了。“不是要看日记本里到底是啥么，请我吃饭，可以吧？一事抵一事呀。”
　　田小雨生在东川，长在东川，性格很豪爽。“吃就吃，一个人是吃，两个人也是吃，有啥大不了的。我在东川下半城，要不你杀过来？”
　　我赶到下半城时，她已经坐在饭桌前。这次再见到她，感觉她似乎比之前好看许多，斜刘海，披肩头发，穿着短袖，身材凸凹有致，很能让人产生幻想。她请我的吃的是一家叫“九九豆花馆”的饭馆。饭馆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开在下半城的拆迁区里。五块钱一个小土碗菜，荤素都是这么一个价钱，每天人流如织。
　　“日记本呢？”她说。话刚说完，嘴角的梨涡就显出来了。有梨涡的女孩，天生让男孩子心情愉快。
　　我递过去，她迅速翻开第一页，看着看着就放下筷子。一页一页地翻，还不停地咬着嘴唇。有时候还皱了一下眉头，或是叹一口气。
　　“到底写的什么？”见她这样子，我不禁有些好奇。

　　她不理我，继续认真地翻着日记本。我准备凑过去，她忽然收起日记本。
　　“什么情况？”我有些迫不及待地问。
　　“那个老头，保留了这本日记本三十年，真的太值得了。我现在很想知道，这个李军到底在哪里，他到底长成什么样子。”田小雨说。
　　我边往嘴里扒饭，边问：“大概是什么内容？”

　　田小雨突然眼眶竟有些发红，说：“这一个叫李军的男人。他给他爱了一辈子的女人写了一本情诗。这本诗，已经有三十年了。”
　　三十年前，应该是一九八六年。那一年，我才刚刚出生呢。“这有啥好感动的呢？不就是写的诗么？这年头，谁还写诗？”我有些不理解。
　　田小雨有些生气，但还是小心翼翼地抚摸着日记本，好一会儿才收好日记本，说：“你读完这一本日记本的内容才知道。第一首诗，从1978年写起。我现在还是想知道这个写诗的李军，到底经历过什么样的故事。”
　　“也就是说这个日记本的主人叫李军？这本日记本，记录着他和另外一个女人的曲折故事？”李军看着这个封面有血的日记本，思绪一下子飞到了1978年的东川。

　　“是的，你看看吧，不看你会后悔的！”田小雨说。
　　李军翻开日记本，说：“好吧，来！让咱们大家的思绪，一起回到1978年，看看1978年的东川，这几个人是如何在大时代里浮沉、如何的悲欢离合的。”
　　时间回到1978年。
　　1978年，东川207工厂一大早就闹腾得不行。
　　重复了快十年的一首诗《相信未来》仍在继续广播。随后，大喇叭里播音员一遍又一遍地用带有方言口音的普通话吼道，上午十点准时在工厂办公室里开会，学习讨论前段时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
　　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头一天晚上，207工厂的各个生产小组专门嘱咐分配了任务：每个工人回到家，要把这一篇文章好好学习，结合自己的生产实际，想想自己的生产工作，今天早晨来公开讨论。讨论如果不深刻，这个月的生产奖金直接扣掉，所以每个人都是卯足劲学习。
　　不过，207工厂的老李尽管很认真地读了一次又一次，始终觉得心里有什么事牵挂着。直到他和老伴儿从厂区的职工宿舍出门，走到厂区大门处，心里还是很忐忑。
　　和门卫打了声招呼，门卫大爷瞅了他说：“头顶上怎么有喜鹊‘宝贝’？”老李没明白怎么回事，门卫又说：“头发上落了喜鹊粪！落白落白，不是甜就是苦来挨。”
　　老李心里杵得慌，连忙找了面正衣镜，捯饬了好一会儿。
　　上午讨论会很正式。

　　各个生产小组的负责人围成一圈坐着。每个人面前标准统一的放着一个搪瓷茶杯、一个笔记本、一根削好的铅笔。
　　老李是其中一个小组长，也腰板直挺挺地坐着。准确说，是副组长。组长年前出差出事了，后来厂里决定再安排一个组长，但因为要抢生产进度，这个组长的事就一直搁置了下来，日常基本生产，都是老李这个副组长一肩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