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他还得继续给有关领导谈一谈。

　　那么找谁呢？三大队教导员傅业高？他不就是原来11中队的指导员吗？他对王国炎的看法清清楚楚，那一份被作为示范传看的谈话记录不就是他搞出来的吗？看来没必要，至少现在没必要找他。
　　冯于奎呢？他是狱政科的科长，在一个监狱里，狱政科是一个极为重要和最有权力的科室。犯人刑期的减免，犯人的外出就医，鉴定，以及保释，保外就医等等，都由狱政科决定。比如像王国炎的外出就医，如果狱政科同意了，那几乎就等于是过了最后的一道关口。
　　对冯于奎科长，罗维民是很熟悉的。因为狱政和狱侦原来是一个科室，他们就在一起工作。即便是到后来分开后，由于两个科室工作上的联系，还经常在一起开碰头会，对一些重大案情进行鉴定，研讨。但也正因为熟悉，所以相互之间对职权范围的规定和程序都清清楚楚。像这类事情，尤其是对一个神经病患者的鉴定和治疗，一般都是由中队向狱政科提出申请，然后再由狱政科决定是否由侦查科参与鉴定，还是由监狱医院检查，或者是直接批准外出就医。如果不是王国炎把一个犯人打成重伤，像这类犯人外出就医的问题，侦查科几乎就没有可能直接介入。第一这不是你的职权范围，第二你也应该自觉遵守这种职权范围的规定和程序。就像中队长、大队长主管生产，指导员、教导员主管改造一样，这中间其实有一道无形的，大家都已认可的，不可任意逾越的界限。谁的就是谁的，你别动不动就把你的手伸到我的范围和领域里来。除非特殊的情况，一般是没有人会随意逾越这种界限的。说穿了，这也就是权力的划分。像这种划分，连犯人也清清楚楚，该找谁就找谁，不该找的就不能找。什么样的事就找什么样的人，找错了就会惹麻烦。连犯人也清楚的事情，难道你会不明白？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像五中队。不过正是因为五中队的这种反常情况，才让他这样困心衡虑，左右为难么？

　　憋了半天，还是觉得该给狱侦科长冯于奎说一说。虽然有些贸然，但至少应该先打个招呼。万一明天五中队这个申请递上去，冯科长又万一给批了，到那时再找人家，麻烦可就大多了。想了想，就先打个电话吧，要是冯科长觉得有必要，觉得电话上说不清楚，那就再到他家里汇报。
　　没想到让他苦思苦想了好半天的事情，让人家两句话就打发了。
　　冯于奎在电话里说得客气而又亲切：“还没人给我说这事么？你是啥意思呀小罗？”
　　“我是觉得这个王国炎问题很大，可疑的地方也很多，他那神经病很有可能是装出来的……”
　　“噢，是这呀！”冯于奎一副恍然大悟的口吻，“没人给我说过这事，我也没看到这样的申请报告。你说的我记住就是了，还有什么事吗？”

　　“……没了。”
　　“那就这样吧，有事打招呼，啊？”还没等罗维民再说什么，对方已经挂了电话。……
　　坐了一阵子，罗维民忍不住又给三大队教导员傅业高打了个电话。
　　傅业高说的更是干脆利落：“严管那还不容易？你们跟中队碰碰头，报上来就是了。立案？想立就立嘛。中队要是定了，我这儿没意见。你跟程贵华和吴安新他们先谈，只要有证据，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是不是你们科里已经有了一个成熟的意见了？没有？要没有你先找你们单科长谈谈嘛！先问问你们科长是什么意思，好不好？没别的事吧？那就这样？再见。”
　　罗维民呆呆地坐了一阵子，不知为什么，一种隐隐约约的担心，让他又到武器库查看了一番。

　　自从到古城监狱任侦查员以来，监狱武器库就一直由罗维民保管。近些年来，罗维民曾给领导谈过几次，要求监狱另找一个人来保管武器。在一个监狱里，作武器库的保管员，实在让人太焦心太劳累太伤神了。一个武器库，几百件各种各样的武器，足可以武装起一个加强营！尤其是武器库里的一些高性能的先进武器，别说丢上十支八支，三支五支，即便丢上一支，若是放到一个凶险的犯人手中，就足以把整个监狱闹得天翻地覆！

　　所以罗维民常常会在深更半夜，睡着睡着便一个激灵就坐了起来，或者动不动就像吓了一跳似的被惊醒了。罗维民有时候甚至特别相信一种感应，比如当他在半夜里突然被莫名其妙地惊醒时，常常会产生出武器库被盗或者正有人对武器库图谋不轨的感觉。而且这种感觉会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清晰，于是他常常会毫不犹豫地穿好衣服，惟有到了武器库，看到并没有任何动静时，这种所谓的感应才会消失。尽管这种莫名其妙的感应一次次都被最终证实为子虚乌有，但当第二次再次出现这种感应时，罗维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爬起来赶到武器库查看……

　　实在是太累，太操心了，这么多年了，也真该替换替换，好好让脑子和神经清静清静松弛松弛了。
　　武器库静悄悄地在秋风中耸立着，显得安稳而又平静。一切正常。库房外一切如旧，库房内三道铁门严严实实。他微微地松了口气，看来这里并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站在安全清静的武器库一旁，心里却仍然是空荡荡的。无边无际的脑海里，依旧没有一处踏实的地方。罗维民看看表，刚过9点。回家吗？家里没电话，万一有个事情，还得再到外面来打。要不就再回办公室吧，静下心来，考虑考虑是不是应该先写一个有关王国炎问题的书面报告？
　　书面报告应该怎么写呢？也就是说，你写什么？
　　“只要有证据，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罗维民耳旁突然又想起了三大队教导员傅业高的话。是啊，你对王国炎怀疑来怀疑去，截至目前为止，作为一个侦查员，你究竟找到了哪些可以真正作为证据的证据？就凭王国炎那些并没有落实的疯疯癫癫的胡话吗？就凭11中队那些犯人的没有记录也不可能记录下来的情况反映吗？就凭你悄悄拿出来的王国炎的那本日记吗？就凭你的那些朦朦胧胧的分析和判断吗？说真的，又有哪一个能真正成为有力的证据？能成为可以正式写进书面报告里的站得住脚的证据？

　　没有，真的没有。想起来处处有问题，但当你真正来做时，却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现，一切的一切都只是空的，都只是你的凭空幻想。

　　不知不觉地又来到了五中队监舍门口。连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绕到这儿来。
　　守门的看了看罗维民，问他是不是想进去？罗维民不由自主地点点头。
　　门开了，罗维民走了进去。值班的分队长不在谈话室。谈话室的门锁着。
　　他问值班室的一个狱警：“王国炎在哪个禁闭室？”
　　狱警说：“就在后面不远，你想去看看？你要想去我陪你去。”

　　罗维民一边走，一边问：
　　“王国炎今天表现怎么样？”
　　“就那样，一有了人，就乱喊乱叫，大吵大闹。一没人了就悄悄的谁也不知道在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