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正在里面鬼混，三姥爷不容分说，立刻揪住坐在堂口的平头，啪嚓一个大耳光。
　　“你个逼崽子，抢到我头上了，你以为你就可以扯平了？”
　　旁边的小弟一拥而上，三姥爷带了一副手撑子，电木做的，戴在手上跟一副金刚手一样。腰里的钢鞭子也抡了起来，小痞子根本近不了身。三姥爷只有一个想法，你抢我板子，我就干你，一码是一码。他一个人把酒吧掀翻了，据说平头折了一条腿。三姥爷把一摞钱扔给了酒吧管事的，算是扯平了。
　　那晚，我们连夜乘车。赶到后贝加尔斯克已经是第二天早晨，疏通关系出关回国。
　　后来听说温州庄借着三姥爷削平头，说要替三姥爷出这口恶气。他把整个市场的小帮派都给统一了，王涛和朝军收钱不像以前那样狠，真正地保护起中国人做生意不被欺负。倒是朝军一点也不争气，挣了点钱去赌场，一来二去输得精光。
　　温州庄的生意越做越大，开宝马、戴大金链子、泡俄罗斯小姐姐。树大招风，金子招抢，远在莫斯科的黑帮盯上了远东的这块肥肉，想方设法要除掉温州庄，一直都没有找到机会。他们在赌场上出了一把老千，彻底将朝军圈进去。朝军背后捅刀子，温州庄从此不见影踪。
　　所有的喧闹都归于平静，让我最想不到的是，俄罗斯黑帮的老大竟然是阿里克谢，那个和蔼可亲的莫斯科老头。
　　知道这一切是四年以后，世纪末的钟声响彻大地。人们都在欢天喜地地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天空中绽放着五彩的烟花，伴随着闪光雷、魔术弹和二十一响礼炮。

　　我和三姥爷坐在铁西广场的一个胡同子里，支起的折叠桌上摆着猪耳朵拌黄瓜，油炸花生米，还有两杯大老散。瓷酒壶正热在一个大洗脚盆里，满盆的热水冒着热气，温暖得像个夏天。我们爷俩用喝酒的方式庆祝新世纪的诞生，我跟三姥爷说，“三姥爷，今年的冬天不冷，暖冬。”
　　三姥爷说，“冬天要是不冷，那就不是冬天。冬天得有个冬天样，鹅毛大雪，满村子房脊刷白，嘎嘎冷，吹口气都没成冰沫子。”
　　我说，“那多好，挤在热乎炕头，烫一壶白酒，喝一小盅，再配刚刚出锅得花生米，老嘚了。”
　　三姥爷说，“孙子，就知道吃，咱们现在不是在喝酒、吃花生米呢吗？”
　　我说，“那不一样，四年前，我是个满世界找茬，碰得满脑袋血，不撞南墙不回头，四年后……”
　　三姥爷打断我的话，“四年后你就不满世界找茬啦？来，干一个。”
　　那年的冬天真的不太冷，我继续和三姥爷做着生活的营生，没有惊天动地，只有默默无闻，守着老沈阳。三姥爷在铁西开了家铁板鸡架店，小店的档口不大，守着老九路市场。每天早上，去肉食批发市场上货，都是他一个一个挑选的鸡架。八点多钟，他把鸡架分成大中小三类，浸泡在大白铁盆里。撒上大料、花椒、麻椒、香叶和白芷一些佐料，喂了两个小时，摊到架空的铁架子上。阳光一如既往地洒在浸泡的鸡架上，我看到了升腾的水汽。他抽了口老旱烟，依旧会喝个二两小白酒，温习着他过往的人生。

　　下午三点半，炉子支起来，火红的炭火灼烧着上面的铁盘子。三姥爷用夹子夹起已经过油的鸡架，放到两片翻开的铁板子上，鸡架被灼烧得嗞啦嗞啦响。一股鸡肉的焦香飘散过来。三姥爷把鸡架的油用铁板挤压出去，鸡架丢到大铁盘子里。两个小夹子一左一右，撕开糊香的鸡架，一块一块，分散到铁盘子里。他小心翼翼的用他受伤的左手，掏出三个小罐罐，撒上孜然、肉蔻、辣椒还有一些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秘制调料，用包装纸包好扔给等候的食客们。

　　三姥爷高声地喊，“一个八块，两个十五，二十三个。”他的铁板鸡架店总是人头攒动，人们都说他的鸡架吃一次还想下一次，胡同里张老歪埋汰说，“老三头的鸡架里有不干净的东西。”
　　三姥爷说，“张大傻*，有能耐你不吃，再说，我揍折你的腿，把你老二捏碎了。让你没有卵子找个茄子提拎。”说完扔给他一包铁板鸡架，堵住他的嘴。“告诉你，以后说俄罗斯鸡架好吃，我这是俄罗斯的手艺，别人我都不告诉。”
　　三姥爷的店只开到晚上八点，他说，“爱谁谁，八点下班，市长来了，我都不给烤。”说完，把铁栅栏上到窗户上，外面的铁门板也插上，一块小纸盘，“三姥爷铁板鸡架，明天再来。”
　　每天的太阳照常升起，晚上随着夕阳落下。春夏秋冬，周而复始，日子在一天一天地过着。直到有一天，档口嘎地一声停了俩叫不上名字的车，车标感觉像个叉子。司机从后座推下来一个人，那人身着一套很体面的西装，油光绽亮的头发背到脑后，红色的领带隐藏在优雅的西装里。只是，他坐在轮椅上。
　　三姥爷系着个花围裙，正要骂这辆车挡住他的档口，来人突然抱了抱拳，“黑哥，别来无恙。”
　　挣了点钱，过年回家就开始得瑟，卖了一大堆鞭炮显摆，夜空里还没有来得及绽放出耀眼的焰火，我就已经膨胀了。我将兜里挣的钱得瑟得溜干二净，还欠了一屁股饥荒。三姥爷不知道从哪听到的信儿，特意准备了几个铁板鸡架，酥香、焦黄、脆爽，一盘刚刚出锅的油炸花生米，外加几壶烧酒，安慰一下我这颗浮躁的心。

　　那天三姥爷盘腿坐在炕上，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孙子，你得有个草窝啊！”
　　我说“三姥爷，我就凭啥整不了金窝银窝啊，干哈非得我是草窝？”
　　三姥爷说，“孙子，你混得屁眼子搭墙头，别说草窝啦，你就挖个地窨子得了，没窝咋能娶老婆啊！”
　　那一年沈阳的房价是二千元多点，那顿饭之后，我听三姥爷的话整了个草窝，借了当年永远都还不完的钱。反正一只羊也是放，一群羊也是放，虱子多啦不怕咬，我成了准百万负翁。
　　三姥爷看了看我，突然一笑，接着和我说“你去把温州庄推来，咱们一起整点铁板鸡架！”这老爷子总是这么突然抽冷子，让我防不胜防，对了温州庄现在必须得推来，腿脚不立整啊。
　　不一会儿，我就把温州庄连同轮椅推了进来，一起坐到档口的小炕边上。三姥爷也没客气，又多整了几个下酒菜，让我俩先垫吧点。烧酒壶早已经放到大白铁盆里，滚烫的开水将酒温得刚刚好。三姥爷端起小瓷酒盅，和我俩一起碰了一下，瓷酒盅嘀嘀作响。三姥爷的脸被铁板鸡架的烤炉烤得满脸通红，他说“老庄，孙子，咱三个干三杯。”边干边夹菜唠嗑。我自顾自地划拉饱肚子，有点慨叹钱来得快，去得也快，抬眼看了看温州庄。

　　他的脚在俄罗斯火拼时落下了毛病，勉强能一瘸一拐地站起来走两步，浑身上下的西服马甲领带却丝毫不落份。我就佩服温州庄立整，一打眼就是个文化人，只有熟悉底细的人才知道是干啥的。几盅酒下肚，温州庄开始频频举杯。
　　“黑哥，我就信你，当年要不是你暗中留扣，我老庄这小命算是搭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