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纺线织布，是赚大钱的事，不仅供家人做衣裳，还可以上街市卖得大价钱，还可以直接做钱的替代品流通使用。按秦律规定，一匹品相完好的布值11钱，而那年的消费水准是一日二餐2钱的费用。于是而妇女在家庭中便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产。劳动所得算一部分，娘家的陪嫁也算一部分，比如衣器、媵妾等，原则上是属于女方的，当然男方可以共享。寡妇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见司马相如的成都老家是“家徒四壁”，于是演了出“当垆卖酒”，结果分得“僮百人，钱百万”，携心爱的司马相如回成都，“买田宅，为富人”，快活去了。陈平娶了连死了五任丈夫的寡妇张氏，也把嘴笑歪了，叫做“赍用益饶，游道日广”。法律上认可这些“贴己”是属于女方的。《法律答问》说：

　　“夫有罪，妻先告，不收。”妻媵臣妾、衣器当收不当？不当收。

　　“丈夫有罪，妻先告发，不没收为官婢。”妻陪嫁的奴婢、衣物应否没收？不应没收。
　　日期：2014-10-14 14:29:17
　　【连载96】　
　　夫妻有一方犯罪没官为奴，是否意味着夫妻关系的自动解除？秦律中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但1989年在湖北云梦县发掘的龙岗六号秦墓，其中出土有一枚秦简，似乎透露有这方面的信息。简文提到：
　　九月丙申，沙羡丞甲、吏丙免辟死为庶人，令自尚也。
　　县官误判一个叫“辟死”的人，该县官因此坐罪，同时：
　　九月丙申，沙羡县的丞甲、史丙释放辟死为庶人，并使之娶了原来的妻子。
　　有二种情况可以讨论：一是一方有罪，婚姻关系自动解除，再就是无罪的一方向官府提出离婚申请（也可以不申请）。鉴于目前的材料，尚不敢做明确的判断。前面提到的“毛诬讲盗牛”一案中，讲的妻、子因连坐罪籍没为官奴，官府转手把她们卖了。等发现是冤案以后，才由官府出面赎回（妻、子已卖者，县官为赎）。这与辟死娶了原来的妻子情况相似。但《司空律》又规定：“隶臣有妻，妻更及有外妻者，责衣[5]。”是说隶臣有妻，如果其妻是更隶妾或自由人，就由家庭供给衣服。外妻，指其妻身份自由。

　　秦末，外黄县有富人女去其夫亡，后来看上名士张耳，便与原夫“请决”，就是离婚。这似乎可以看作是秦代亦讲究婚姻自由之例证。女子更嫁，为秦代社会所接受，并不被看作是丢脸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秦代社会就无底限地容忍为人父母却可以漠视为人父母的责任，抛家弃子，去追求什么自由。因此秦律严厉打击“为人妻去亡”、“妻为逃嫁”，乃至赋予子女这样的权力：不认曾经遗弃他们的母亲。也就是不必赡养曾经遗弃他们的母亲而不犯不孝罪。秦始皇尊重巴郡一个名叫清的寡妇，丈夫死后，她守贞没有再嫁，又以擅长经营而置下家资无数，“僮仆千人”。其在世时秦始皇尊为“贞妇”，死后特修建“女怀清台”，这无疑是号召全国人民向她学习。学习她善于持家，又忠于对方，这是秦代自上而下地对以夫妻为核心的最小型家庭形态的自觉维护，因为这才是帝国的最核心利益所在。降至汉初，这种认识亦未尝松懈。辟阳侯幸吕太后，汉惠帝闻之大怒，逮他入狱，“欲诛之”。吕太后是从秦朝过来的人，自觉理亏，所以那样强势的人也觉得张不开嘴：不可以言。

　　夫有罪，妻先告，其妻可以不受牵连，但丈夫若是犯了迁刑的重罪，则其妻尽管有“先自告（自首）”的情节，也要随同前往流放地，称为“当包”[6]，《封诊式·迁子》就是这样处置士伍甲的妻子的。但是，妻若有罪被收，妻陪嫁的奴婢、衣物可以给其丈夫[7]，这是做为一家之长的丈夫仅有的“体面”。孔子提倡“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到汉宣帝才实行之，秦律中不存在“相隐”的概念，隐了反而有罪。你要借此攻击秦律的刻薄寡恩、毫无人情味，也可以，问题是要因此连坐而亡族破家呢？赵括出征，括母面见赵王撇清关系，不也防一手么。儒家讲“不惩不戒，小惩大戒，此小人之福也”。妻先告，惩戒了其夫，又保护了子女免得沦为奴隶，又何得刻薄寡恩之讥？是以夫妻间的包庇要成为打击对象。《法律答问》有：“夫盗千钱，妻所匿三百，何以论妻？妻知夫盗而匿之，当以三百论为盗，不知，为收[8]。”丈夫盗得千钱，在妻子处隐匿三百钱，应怎样处罚其妻？如果其妻事前就知道盗窃，事后又为他窝藏三百钱，在主观心理上就不单单具有窝赃的故意，而且具有盗窃的故意，因而以她所窝藏的三百钱作为盗窃数目来论处。这是因为盗窃是重罪，适用家属连坐法。秦律规定：“盗及诸它罪，同『居』所当坐”。比如某丈夫夜间行盗，赃值一百一十钱，其妻、子知情，与他一起用钱买肉吃，其妻、子应同样论罪。

　　日期：2014-10-15 09:00:56
　　【连载97】　

　　如果事先不知情，那就不能适用家属连坐法，只作为一般的收藏处理。《法律答问》说：“夫盗三百钱，告妻，妻与共饮食之，何以论妻？非前谋也，当为收。其前谋，同罪。”丈夫盗窃，并告诉其妻，其妻还和丈夫一起用这些钱消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盗窃前与妻子共同谋划过，那么就说明其妻在主观心理上具有盗窃的故意，与其夫构成共犯，故与其夫处以同样的刑罚。如果其妻在事前没有参与谋划过，只是事后知道，就以连坐法论之，当收为孥。

　　夫妻间的关系就此得到规范，地方风气随之发生转变，而且转变之巨，仿佛滴水穿石的功夫，连转变者本人亦要不知情，这就是孔子说的“百姓日用而不知”。直到有一天，荀子徒步穿过秦代的农村，“观其风俗”，见“其百姓朴”，“甚畏有司而顺”，于是发出一连串的惊呼。事实上，荀子所震惊的秦风之淳朴，实非一朝一夕可以养成，从商鞅入秦（前361）至荀子入秦（前260），百年间，方有这样的政平讼理，民风趋简。眼下，荀子就坐在这样一个家道朴实的家里。男主人招呼三个孩子，一男二女，或者二男一女，“过来过来”，向这么有学问的先生问好行礼。这么有学问的先生也一定回赠了一点什么，给这几个“可爱的孩子”。然后男主人大声地跟妻子说话，杀一只**，这么好的先生来了。妻子应了一声，然后听见杂踏的脚步声——几个孩子在跑，然后是鸡翅膀扑腾的声音。

　　荀子饶有兴致地关心起粮食和疏菜，又问起劳动力问题。男主人回答说，这好办，出钱就可以雇到傭工。荀子睁大惊奇的眼睛问道：“《商君书》不是禁止雇用傭工么（无得取庸）？”“上头的事，我们种田，我们不懂。我们只知道亭长手中的二尺板一年一换，上年不合规矩的事一定不会再次出现在第二年的二尺板上。”“这样啊，”荀子说。
　　事实确是如此。当初商鞅连旅馆都禁止百姓开，说是这样一来，“乱七八糟的一些人就寸步难行，开设旅馆的人也混不来吃”，然后这二拨人就得乖乖回去务农，“荒地就必然耕垦了”。同样的道理，朝廷不许阔人家雇用傭工，那末，阔人家就不能雇人修建房屋，其家的“懒汉”们就得自己动手劳动，做雇工的人就没处吃饭，这二拨人一旦安心务农，“荒地就必然耕垦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回过头来看，如此的“逻辑推理”难免理想化。商鞅晚年在逃，求宿函谷关的某旅馆，这么说，他是有机会遇见并接受当初的一些设想在现实中的变迁。树挪死，人挪活，大千世界，哪能做到老死不相往来呢。军人出征打战，商人交通货物，学人负笈游学，要的就是行云流水，这个世界才一幅活过来的面孔。《法律答问》说：“什么叫‘旅人’？寄居和外来作客的人，称为‘旅人’[11]。”荀子端的就是旅人也。当然，秦政府不鼓励私人旅馆业的发展，是可能的，正如官府再提高酒肉的价格，再加重酒的税额，也还有卖酒的人家一样。前提是必要得到官方的许可，睡虎地秦简《田律》规定：“居住在农村的百姓不准卖酒，田啬夫及部佐应严加禁止，违反法令的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