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2-08 20:35:48
　　第十九回重更如下：
　　正文：
　　第十九回　沉寂与振作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大转型时代——由上古时代历经夏、商、周三代的血缘国家向秦之后的地域国家演变，中国的国家形态日益走向成熟。
　　周代的政治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贵族政治，周人通过宗法制、分封制、礼乐制度有机结合的三位一体的政治体制将中国自上古时代便开始的血缘社会完善到极致。通过对各级贵族（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权利义务及礼乐规范方面的严格界定，一方面实现了家族内部的稳定与团结，另一方面则强化了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
　　但这种体制也有致命的弱点。
　　第一，基于维护血缘贵族在政治上的特权，导致其政权难以对平民和异族开放，具有狭隘性，周代的政治是彻头彻尾的血缘贵族政治，而贵族老爷们养尊处优日益腐化，导致其政治也越来越龌蹉没落。
　　第二，天子之下的诸侯以及诸侯国内的各家卿大夫，除了对上面的封君承担一定的义务外，在其自身的封地内都具有独立的自主权，因此周代实际上是一种准分裂的状态。
　　正是周人将传统的血缘贵族体制完善到极致，才保持了周人对天下二百余年的统治；也这是这种政治体制的致命弱点，造成了东周五百余年的天下大乱。
　　西周时代，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当时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但周平王东迁洛邑之后，王室衰微，没有力量承担主宰天下的重任，于是便出现了权力下移的局面——“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甚至“陪臣执国命”。
　　首先代周天子主宰天下的是诸侯霸主：从春秋初年的郑庄公小霸诸侯，到齐桓公霸主时代正式形成，再到晋楚两级争霸局面。几百年的诸侯争霸博弈一方面将各个诸侯国搞得精疲力竭，另一方面徒然成就了各国内部的世卿大族。各国诸侯为了在争霸斗争中占得优势，便想方设法来调动笼络国内卿大夫家族，这样通过国与国之间以大并小、以强削弱所获的新土地往往都到了卿大夫的手里，而卿大夫在其领地内却实行程度较高的集权。所以到了春秋中叶，各国都出现了几家势力强大的世卿家族，他们的势力甚至超过了各国公室，国君被架空，国政往往被几家世卿所把持。这样，“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便过渡到“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局面。各国重要卿大夫家族如下：

　　晋有六卿——韩氏、赵氏、魏氏、范氏、中行氏、智氏。
　　齐有国氏、高氏、陈氏（田氏）、鲍氏、崔氏、晏氏。
　　鲁有三桓（出于鲁桓公）——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以及臧孙氏、展氏。
　　卫有孙氏、宁氏、北宫氏、石氏、孔氏。
　　郑有七穆之族（出于郑穆公）——罕氏、驷氏、国氏、良氏、游氏、丰氏、印氏。
　　宋有戴族（出于宋戴公）——华氏、乐氏、皇氏、老氏；又有桓族（出于宋桓公）——向氏、鱼氏、鳞氏、荡氏。
　　陈有缄氏、辕氏、夏氏（又名少西氏）。
　　就是君权相对强大的楚国，其若敖、令尹、司马等重要官职长期以来也被几家大族所把持，如：若敖氏（斗氏，楚庄王时被灭）、蒍氏、屈氏、阳氏、申氏、沈尹氏、潘氏。
　　而随着卿大夫与国君势力的一升一降，各国内部卿大夫与国君、卿大夫之间的夺权斗争此起彼伏，各国的政治重心也相应的发生转向——由国外转到国内。这样，到春秋中后期尤其是公元前546年的弭兵之会后，列国时代的焦点已经由列国博弈争霸转移到各国内部的夺权斗争。
　　伴随着时代热点由“争霸”到“夺权”的转移，国际政治格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公元前506年是列国时代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这一年发生的两件事标志着天下的政治格局由晋楚两极格局向多级化格局的转变。
　　第一件，应蔡国的请求，晋国召集诸侯在召陵会盟。召陵会盟可谓声势浩大，共有18国参加，外加周天子的代表刘文公。会盟的主题便是替蔡国伸张正义，讨伐楚国。但此时的晋国内部，六卿之间貌合神离，正在酝酿一场血腥的大火并，根本形成不了统一的国家战力，因而最后不了了之。这次会盟 ，晋国的孱弱无力、虚伪狡诈、贪婪无耻，在列国面前暴露无遗，从此列国对昔日的霸主离心离德，尤其是齐国，跃跃欲试，萌生了取晋国霸业而代之的念头。因此，声势浩大的召陵会盟宣告了晋国一百余年霸业的终结。

　　第二件，这一年，吴国侵入楚国，郢都沦陷，楚昭王奔波流离。虽然在第二年，秦军援楚击败吴军，楚国复国，但经此打击，楚国元气大伤。此后的楚国，就疆域、人口而论确为列国之冠，但就像一只没了牙齿和爪子的大笨熊一样，再不见昔日的生机和霸道，当然也就失去了对中原诸侯的震慑力，其霸业自然沦落。
　　晋楚两个超级大国都已经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天下难以再形成一家或两家独大的霸权，国际格局便由晋楚两极争霸格局演化为多个强国并存争斗的多级格局，此种演变实际上也就是由春秋的霸主时代向战国的强国时代的转变。春秋末期的强国名单：分崩离析的晋国、老态龙钟的楚国、跃跃欲试的齐国、生猛粗野的吴国抑或越国、闭关自守的秦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