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3-27 08:27:08
　　连载46
　　三、三省驳议制
　　在封建时代，政治制度的核心是什么？是宰相制度。宰相为百官之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国家政治体制的运作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相权与君权的矛盾自古就有，由于宰相地位高、权力大，很容易威胁到君权或者说皇权的安危，所以自秦汉以降，历代皇帝为了巩固皇权，强化君主专制，就在不断地打击相权，分散相权，削弱相权，至极端人物明太祖朱元璋横空出世，更是把一切做到了极致：
　　他在任内废除了宰相制度。
　　也因此，当我们考察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时，会发现宰相制度大致上存在着三种模式，或者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即秦汉的三公制、隋唐的三省制，明清的内阁制。

　　除过一些特例外，一般而言，时代越往后，君权越重，相权越轻。
　　最能反映这一点的是君相之间礼仪的变迁，比如自秦汉至隋唐，宰相入宫向皇帝奏事时，是有座位的。到了宋代，宰相的座位就被拿掉了，只能站着奏事。再往后到了明清，则待遇更低，连站都站不成了。连站着的资格都被取消了，还怎么奏事呢？
　　很简单：都给我跪着！
　　跪着说话多不容易啊，不知道明清时代的宰相们（内阁大学士）有没有练过“铁膝功”，或者在朝服中垫有小燕子发明的“跪得容易”？
　　整体而言，秦汉至魏晋时代相权过重，宰相或“三公”里产生过许多篡权的权臣，如秦之赵高，汉之王莽、曹操，魏之司马懿。
　　明清时代相权过轻，君主专制大行其道，相权难以进行有效合理的制约，于是朝中百官多明哲保身，帝国臣民万马齐喑，想像力和创造力受到严重束缚。
　　细究中国历史，君权与相权之间，最合理的关系或模式，莫过于隋唐的三省制。三省制由隋文帝杨坚集历代之大成而首创，而在唐朝尤其是贞观时代才走向成熟并真正发扬光大。其君权与相权之间彼此监督，互相制约，达到了一种相对合理的平衡状态。

　　下面就来简单介绍下这种制度。
　　名称：所谓三省，即尚书省、中书省（隋朝称为内史省）、门下省。
　　机构设置：尚书省最高长官为尚书令，下设左、右两仆射，两仆射之下，又设两名帮手，即尚书左丞、尚书右丞，再往下还有左右司郎中、左右司员外郎等。尚书省统领六部，掌握着国家的行政大权。六部即吏部、礼部、户部（当时叫民部）、兵部、刑部、工部，左三部为吏、礼、户，右三部为兵、刑、工。各部长官称尚书，副长官称侍郎，每部各辖四司，六部共二十四司，各司之长称郎中（可不是医生哦），副司长称员外郎。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在武德年间，李世民曾担任过尚书令一职，大臣们只能避居其位，而且这一职位又过于位高权重，所以自李世民以后，尚书令一职在有唐一代便名存实亡，左、右仆射成为尚书省的实际长官，左仆射则是首席宰相。
　　中书省又称右省，最高长官为中书令，共两名，副长官为中书侍郎，也有两名，下设中书舍人六名，负责起草诏敕或法令。其余编制还有右散骑常侍、右谏议大夫、右补阙、右拾遗等谏官，以及起居舍人（负责皇帝起居注）等。
　　门下省又称左省，最高长官为侍中，共两名，副长官为黄门侍郎，也有两名，负责审核敕令。其余编制还有左散骑常侍、左谏议大夫、给事中、左补阙、左拾遗等谏官。
　　运作方式：凡国家发布的一切敕令，首先由皇帝下达旨意，或由尚书省提出计划和建议，然后交由中书省草拟诏敕或法令。中书省起草敕令后，交由门下省审核，门下省如果认为不妥，可以驳回，在原件上进行涂改，提出修改意见后再送回去，此举称为“涂归”，而这种权力也叫“封驳”或“驳议”。中书省根据门下省的意见重新审订后，再交给门下省审查修改，门下省如果还不同意，便可再次驳回或者说“涂归”，直至最终形成一致意见后，该项敕令才能由中书省发布，并经门下省副署，从而正式生效，并交由尚书省执行。

　　（唐代的三省六部制，以及国家机构与职官体系图。）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尚书省只有执行权，没有审议权，因而相当于国家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负责起草诏敕法令，相当于国家最高的立法机构。门下省既有驳议权，又有副署权，相当于国家最高的审查机构、监督机构。这里所谓副署，指的是共同签字盖印，并共同承担责任的意思。
　　由于不再设尚书令，所以三省长官一共六名，在唐初都算是宰相，而左仆射则可算首席宰相。三省制把相权一分为三，既防止了相权对皇权的威胁，而且三省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彼此监督，互相制约，虽难免扯皮搞内耗，影响工作效率，但其中所包含的监督制约机制，也可以较好地减少决策失误和施政失误，并从整体上对皇权专制形成制约，以一种“集体相权”的方式，避免皇帝滥用权力，独断专行。

　　皇帝一颗脑袋永远不可能包揽天下大事，还是开明一点，明智一点，与别人分享权力，并接受别人的监督，更合适一些。
　　中书草制、门下封驳、尚书执行，立法、审查、行政，三权分立。这三个机构分工合作、互相制约的制度就是“三省六部制”，或者说“三省合议制”、“三省驳议制”。
　　这里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中书省负责起草敕令的，并不是中书令和中书侍郎这些长官，而主要是中书舍人，中书舍人一共六名，与尚书省的六部一一对应，如果敕令涉及到的是吏部的事，则由与吏部对应的中书舍人起草，涉及到户部，那就交给与户部对应的中书舍人起草，依此类推，起草以后，交给中书令等长官润笔把关，完了再给门下省审核、封驳。在唐代，具体执行封驳权的，多是门下省的给事中（编制共四人），所以给事中一职权力很大，也非常重要。

　　日期：2013-03-27 08:31:11
　　连载47
　　制度是由人制定的，也是由人执行的。“三省六部制”看上去很美，但在具体运作中，难免会受到诸多人为因素的影响和干扰。
　　这其中最大的干扰来自皇帝。在中国数千年的人治社会里，如果皇帝不以身作则，而处处破坏制度，那甭管什么先进的制度，什么合理的制度，都是一个摆设。

　　比如在隋朝，杨坚虽然首创了三省六部制，但他老人家是个工作狂，精神头倍儿足，到处抢活儿干，大事小事一把抓，加之三省六部制的运作尚属于初级阶段，无法对皇权形成有效制约，其施政就难免出现诸多失误。
　　而到了大业时代，由于杨广独断专权，一颗脑袋办天下事，一切都是领导说了算，大伙唯唯喏喏，只知奉令而行，毫无异议，甚至处处迎合，那这个制度最后就彻底毁掉了，国家也彻底乱套了。
　　这是隋朝的情况，那么贞观时代又如何呢？相权能够较为有效地制约皇权吗？
　　一个字，能。
　　（从贞观初年开始，三省驳议制终于起到了制约皇权的作用。）
　　有鉴于隋朝的教训，李世民即位不久，便开始大力加强三省驳议制度的贯彻落实，这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举措便是，强化了“政事堂”的职能，并增加了宰相的名额，扩大了“政事堂”的编制。
　　何谓政事堂呢？
　　这个政事堂可了不得。它是由三省六位长官组成的议事场所或制度，因而可以视为“宰相联席会议”。唐初的政事堂设在门下省，由于参会人员都是三省的头头脑脑，所以堪称唐帝国高层最核心的决策圈！
　　鉴于政事堂议政人数十分有限，议来议去都是那几张熟悉的面孔在发言，难以避免决策失误，而且老面孔、老脑筋、老思路，看问题容易局限，无法做到集思广益，于是在贞观元年九月，李世民便命御史大夫杜淹参预朝政，杜淹虽不是三省长官，但却从此一步迈入政事堂，与三省长官平起平坐，堂而皇之地议起事来。
　　据史书记载，非三省长官而有资格进入政事堂参与决策的先例，就是从杜淹开始的。杜淹去世后，魏征又在李世民的安排下，以秘书省长官秘书监之职，一跃进入政事堂参预朝政，从而跻身于帝国最核心的决策圈。在此之后，只要某位官员以参预朝政、或参议得失、参知政事的资格进入政事堂，都可以算作是宰相。

　　同时在整个贞观时代，不只相权一分为三，互相监督制约，而且君权也要接受相权的监督制约。比如按照政事堂议政制度，皇帝发出的任何敕令，都要先由政事堂会议集体研究通过，并加盖中书、门下的印章，才能交付尚书省执行。如果没盖印呢？嘿嘿，对不起，一纸空文，无效，没人承认，大伙完全可以拒绝执行。
　　大伙这么干，领导心里不恼大伙吗？
　　这本来就是领导搞出来的制度，他恼谁去？
　　这就是相权对君权的制约，这就是皇帝主动与群臣分享权力，主动接受监督制约。这也是君权承认相权的价值，对相权的重大让步。
　　一颗脑袋办不了天下事，任何权力都不能滥用，唯有主动下放权力，分享权力，接受监督制约，才能避免决策失误，重蹈旧隋的覆辙！
　　这个道理，领导很明白。
　　好多事，只要领导明智些，开明些，就会好办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