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以后，小伙伴的父母包括我母亲都不准我们去黄浦江游泳了。我母亲害怕我会有这么一天，所以把我送到老家浙江绍兴乡下，住在南门外浦溏镇，绍兴这个地方是个水乡，到处是河，我们镇边上就有一条小河，河水清澈，宽敞，我照样天天去游泳，这样过了两个月。有一天，我没有出事，但把我乡下的亲戚吓得半死，原来这天我又到河木桥去游泳了，我从桥上跳下去以后，自由自在地游了起来，游累了以后，我翻过身，躺在水面上，想不到水冲啊冲啊，把我冲到水草上面，那时候河里大片种植给猪吃的叫花生草的水草，我冲到上面以后，更舒服了，就睡着了，到吃晚饭的时候，我的亲戚到处找我，找不到我，想到我喜欢游泳，就到河木桥来找我，在河里没有见到我，后来有个亲戚看见我躺在水草上一动不动，以为我死了，赶快过来拉我，我被他们搞醒了，看我什么伤都没有，放心了，拉我回家去吃饭。这件事亲戚添油加醋地跟我妈妈一讲，我妈妈更不放心了，又把我接回上海。到上海后，妈妈把我送进广播学校读书补习，准备第二年暑假再考。可能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广播学校？那时的广播学校只有一间到二间的教室，我们学生就坐在教室里听广播，由广播喇叭给我们上课，当然也有老师辅导。就这样我在广播学校混了半年。中考开始了，当时我自己知道我考普通初中还是考不上的，所以当我看见招生简章上登着，上海牛奶公司半农半读职业学校不但食宿费全免，而且每月还有六元钱的补贴，想到家里经济困难，母亲负担重，我就报了这所学校，可能这种半农半读学校录取分数线很低，我居然考取了。

　　学校在地处青浦到朱家角的中间，一个叫万隆的地方。报到时，到学校一看，我简直开心死了，学校旁边是一条青浦江，江面宽阔，江水清澈，远胜于往来船只众多，江水混浊肮脏的黄浦江，哈，我又有了玩的地方了。
　　开学典礼时，学校领导在大会上讲，我们这个学校五年制，是相当于中专或者高中文化程度的半农半读职业学校，出来的毕业生是当牛奶公司技术员的。因为是半农半读，所以是半天上课半天劳动，上午上课，讲些有关牛的身体结构、牛的饲料之类的文化课，也还学些英语，下午劳动，在大地里种植诸如玉米之类的牛饲料。学校地处郊区，环境很不错，像青浦江这样宽阔的江面，对我这样十二三岁的孩子是有极大诱惑，虽然学校三令五申不准下水游泳，但同学们还是偷偷地下水，上文化课和劳动课要点名，逃课不容易，学校开大会，看管不严，我多次在学校开大会报告听得不耐烦时，和一些同学溜出来游泳。一次给教导主任知道了，他就站在校门口堵我们，当我们四个湿漉漉的浪里黑条走到校门口时，他就把我们统统带到办公室，训了一顿，并给我这个带头者一个大过处分，当时我也没在意，后来又因为游泳给过我一次记大过处分。那时的我，根本不把读书当一回事，想玩就玩，一条清澈的青浦江是我的水中乐园，只要有空就溜出学校泡在水里，这在市区任何一个学校都做不到的。一次劳动课是给玉米地浇粪，浇完粪后，我借口洗粪勺，又一个人跑到青浦江去，把粪勺洗干净，人跳下水，把粪勺放在身下休息，因为浇粪有些累，而粪勺在我身子底下托着有浮力，人浮在水上很轻松，休息休息着我就睡着了。这时公路上有辆面包车经过，车上有好心人见青浦江上汆着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赶紧下车，叫了起来，于是围了一大群人观看，有人说这个小孩已经死了，有人说这不像是死小孩，有人害怕，有人笑，也有人拿了根长竹杆来捅我，把我捅醒，我张开眼睛四顾，很不高兴地问，是谁在戮我？见我还好好的活着，大家都笑了起来，在大家的笑声中，我扛起粪勺回学校。这也是在学校就读时的一件趣事。

　　就这样我在牛奶公司半农半读职业学校，过着浑浑噩噩的混一天算一天的生活，什么理想咧、抱负咧、大志咧，对我来说根本是天方夜谭的事情，但就这样的读书，也没读了多少年，６６年开始的文化***，对我这样厌倦坐在课堂里听讲的差生，实在是莫大的福音。由于毛主席的号召，我们有了名正言顺免费去全国各地旅游的好机会——红卫兵大串连，吃喝坐车住宿都不要钱，甚至跑遍全中国不要钱，这是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奇事，对我们这些学生娃娃来说。简直是提前过上了共产主义的生活。尤其在北京，我们还有一个尊贵的身份：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多显赫！

　　只是在文丨革丨刚开始时，我的日子并不好过，由于家庭出身是小业主，父亲又在劳动教养，红卫兵组织嫌弃我，不批准我参加红卫兵，这样待在学校里显得很没面子，我就回上海家中玩，谁知道家附近的合肥路上有个造反派１０４挺进，纵队，他们吸收我参加挺进纵队第四支队，而且要我回学校发展造反派队友，于是我回学校，专门发展出身不好、红卫兵组织不收的同学参加挺进纵队，大家自己动手做些红卫兵的袖章佩带，因为我们是造反派的成员。没人敢指责我们自己做红卫兵袖章不合法。那时倒是出身好的红卫兵批斗校长老师很厉害，打骂老师校长，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自封的红卫兵批斗师长，只是让他们扫扫厕所而已。没等批斗几次，大串连开始了，我带了几个红卫兵去串连，先是北京，后是长沙，在长沙正遇上当地的红卫兵揪斗省委书记张平化和一个胖胖的省长叫程潜的，长沙的红卫兵得知我们是上海来的红卫兵，把我们请上台，帮他们批斗，其实就是帮他们揪省领导的头发。或者摁住省领导的头，那些领导们挂着重重的铁牌，头低得很低，样子很可怜，那个胖胖的省长还被当地的红卫兵一脚踩在脚下。我从小虽然调皮捣蛋，可也没见过这样踢人打人的，有些害怕，不习惯。于是在批斗会后，我们离开长沙去了韶山，玩完了韶山又回长沙，那时我感冒发烧想回家，于是我的伙伴们把我送到火车站，见有一辆车空着，扒开车门，把我送了进去，因为没有车票，因此把我安顿在行李架上，他们还不想回家还要继续串连，走了。接着又上来好些人，把火车挤得满坑满谷的，我在行李架上迷迷糊糊地睡了醒，醒了睡，醒了以后，发现这辆火车不是往北去上海的，而是往南开，终点站是跟海南岛隔条海峡遥遥相望的湛江。我知道坐错车了，也不吃惊，反正那时不管东南西北，有车就坐，下车就找睡觉地方，身上没有几分钱，但一张学生证就可以走遍中国大地。于是我在湛江招待所住下了，因为睡好休息好，感冒倒也好了。湛江招待所有一伙广州来的红卫兵，其中有个女红卫兵小许跟我很谈得来，我们相约一起到海南去串连，小许和广州的红卫兵一说，广州的男红卫兵不乐意了，他们说我横插一脚，吵架之余，要我到湛江公园比武，谁赢，小许就跟谁跑，所谓跟谁跑，也就是跟谁作伴去串连，比武的方式是举杠铃、摔跤，这哪是红卫兵小将的革命串连，这是一伙中学生在争风吃醋。比赛的结果是我赢了，于是小许就跟我一起坐船去海南岛玩，然后再坐船从公海和珠江回到广州。到广州后我跟小许分手，留下一份有革命意义的记忆。回上海后，本想休息几天，见一些小伙伴们都不在家，独自待了几天，很无趣，我按捺不住又要往外跑，因为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待在家里不出去简直就是吃大亏了。这时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消息传开了，所以我第三次出门上了北京，车到北京后，接待站把我安排到清华大学，这样我就住进了这所全国最有名的最高级的高等学府，到底是北京，到底是清华大学，与众不同，跟其他接待站相比，寝室很干净，食堂很卫生，那时衣服很单薄，不能御寒，于是有人告诉我们，可以凭学生证登记领钱买衣服，我的衣服不能御寒，于是就登记领钱，买了一身厚衣服穿上。反正那时候，领钱领车票，都只要凭学生证登记个名字就是了。食堂里每天发三张就餐券，早餐券是份咸菜，中午和晚上凭餐券领一份诸如白菜肉片，豆腐肉片之类的有肉的菜肴，主食馒头和白饭则是放在大箩筐里随便取用，挺吃。我们住了几天后，发现清华大学的垃圾箱、水沟、草坪各个角落里都有丢弃的馒头和米饭，在我们这些刚从困难时期饿肚子过来的孩子看来，也觉得太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