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多次进出北京，毛主席八次检阅红卫兵，我接受五次检阅。其中有一次比较近的看见毛主席，印象很深。记不得是第几次接见，总之前一晚上通知第二天五点集合，每人发两个苹果，一根大红肠，一个大面包，两瓶汽水，还有一本毛主席语录。五点钟出发，向天安门广场走去，到了指定地点，坐在路边，告诉大家毛主席今天是坐吉普车接见。接见时，车从我们身边驶过，很近，距离不足十米，这一次是离毛主席最近的时候，看的最清楚，其余几次都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我们高呼着口号从下面经过，只见城楼上人头晃动，到底哪个是毛主席都搞不清楚。有人在邮局发电报向家人报告好消息，说时几点几分我看见毛主席了，旁边一个离毛主席很近且带着纸筒望远镜的学生告诉他，那时毛主席入内休息了，他看见的毛主席根本不是毛主席，这下这位学生大哭。

　　我第四次串连，是跟上海体育学院红革会做伴，他们是要北上去告状，搞不到火车票，就坐轮船。经过武汉（也不知道北上告状怎么会经过武汉的），天气特别热，大家都睡在甲板上，体院红革会的小朱把包当枕头，睡醒时已接近汉口时，发现包不见了，原来在身边的几个武汉口音的年轻人也不见了，小朱包内装有几个人的钱和证件，这下大家急了，马上报告船上的革委会，好在船未停靠，小偷肯定还在船上，革委会带着人，一个个船舱查找，终于在四等舱找到了一名小偷，把他带到二楼办公室，小偷抵死不肯承认，船靠岸了，小偷乘人不备，跳水逃跑了。岸上的工宣队见状打了几枪，逼他上岸，到了岸上的公丨安丨局，用麻袋把他的头套住，用枪托敲他，这下他招认了，东西是谁拿的，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碰头分赃。于是公丨安丨局弄了辆车，带他去分赃处，小赤佬坐车坐坐又跳车逃跑了，丨警丨察跳下追他，追回来，再又抓到公丨安丨局。（那个时候的武汉是全中国武斗最厉害的一个城市，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是拿枪拿炮的对打，你走到马路上去看没有一辆完整的车子的，都是撞的一塌糊涂的车辆，行驶中的卡车两旁的踏脚板上都站着背着枪的造反派，好像要打仗的样子。）小偷追回来的第二天，一大群流氓拿了小朱的包来公丨安丨局，讲条件，他们说，包可以还，但必须要把小偷放了，那时整个武汉很乱，公丨安丨局见红卫兵的包找到了也就妥协了，于是拿回包，放了小偷。在武汉大学住的时候，还发生一件事，一个也不知道是哪里的学生，想去上海，又领不到船票，知道我是上海来的，要我用我的学生证帮他登记，领一张去上海的船票，交换的条件是他给我一把枪，这把５４式手枪很漂亮，我找了个地方试了几枪，里头装的是教练弹，不伤人的。我因为害怕，不敢要，就问他要了把德国制造的军刀。于是我就拿学生登记了一张去上海的船票给他。那时一张学生证，简直相当于封建社会的一面金牌一道圣旨，见官指挥官，见兵指挥兵。

　　在武汉时，我住的是武汉大学武昌分校，一次在汉口游玩完了，要回武昌，几个人都夸自己的水性好（他们都是体育学院的学生），能横渡长江回武昌。为了证实自己水性好，我们四个人决定下水，从汉口游回武昌。结果那三个体育学院的学生游了一半就退回去了，我一个人坚持游到武昌，长江的水流很急，一般根本无法游到对岸的，只有逆风逆水斜着游才能游到对岸。后来听当地人讲，讲我命大，长江里有江猪，见有人下水，他们就成群的围着你，和你嬉戏，直到你游不动了，他们就会整得你半死，然后把你吃掉，我听了真正后怕极了。

　　就这样，我在文丨革丨期间把当时中央政府对学生的优惠用到极致，在全中国逍逍遥遥地游荡，直等大串连结束，才回学校复课。这一二年时间，跑的地方多，长了见识，锻炼了胆量。就在我回学校不久，我母亲在饮食公司收到雪片似的单据，原来都是我在各地用学生证登记领车、船票的费用和领钱的单据，串连期间不是说，这些都是免费的，怎么最终都要向家长讨？我逛的地方多，花钱也多，总计有二千元之多。这相当于我妈几年的工资，如何还得起，我在外面肆意的花，却要我妈还账，太不合理了。饮食公司的领导也知道我们家经济困难，这笔革命债无论如何都还不起的，于是打报告请求减免，上上下下申请调查，最后付了几百元，不了了之。

　　红卫兵串连结束后，是复课闹革命，像这样已经放野马似的野惯了的学生，哪还能静得下心来坐在教室里复课？这样又混了两年，一直混到１９６８年毕业。

　　日期：2017-06-24 15:57:58
　　二　　一次打架，我成了上山下乡运动的漏网之鱼
　　虽然校长说，我们的文凭属于当时的中等技术专业学校的文凭，但当时的学生，是中专也好，是小专也罢，是名牌中学的优生也好，是野鸡中学的差生也罢，与我们毕业后的前途毫不相关。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在我们呱呱坠地之时已经注定了——５０年代前后出生的中国城镇居民，除了极少数有背景者之外，都是属于头顶黄土背朝天，是修地球的命：或去农场兵团开荒种玉米收割橡胶，或去插队落户种水稻麦子。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说法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既是很有必要，我当然也不能例外。

　　当时学生的插队落户的去向是由居委会分配的，１９６８年我毕业后，里弄里分配我去贵州省湄淡县五指山公社插队，居委会的干部和工作人员，敲锣打鼓，把大红喜报贴在我家门上，锣鼓声中，我既没有激动，也没有什么伤感，看着居委会干部将大红喜报贴在我家的大门上，暗中倒有几分好笑。以**里书里看到过，古代的学子只有考中秀才、举人、进士、状元，才有报子把大红喜报送到主家，主家高兴赏赐喜金，没想到我这个调皮捣蛋、被学校记过两次大过的差生，居然也会享受这种敲锣打鼓大红喜报上门的殊荣。

　　户口迁移的手续很快办好，连行李也已经托运，只等三天以后上火车奔赴祖国的大西南。因为要离开上海，因此我和四五位要好的同窗相约去饭店吃一顿，算是告别故乡的一次聚会。

　　同学中有一位同学与几个年轻人曾有过过节，这几个年轻人想在他离开上海前收拾他一顿。正当我们吃饭聊天聊得很高兴之时，三个人冲了进来，先是语言挑衅，后对那位同学拳脚相加，都是年轻人，谁会怕谁？我们几人自然拔拳相助，就与那伙人对打起来，七八个人大打出手，店堂碗碟纷飞，身上头破血流，饭店成了战场，吃客们都避让不迭，经理报案，民警很快过来，见是一帮年轻人群殴，不管谁是肇事者，谁是正当防卫者，把我们这群人统统带到派出所。公共场所打群架，就是扰乱治安，那时又没有探头录像，分不清谁先动手，谁后动手，双方七嘴八舌的都说对方先动手，自己是正当防卫，派出所的民警无法判断，只能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一概判决拘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