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被看守所释放后的两天，我居住地的派出所户籍警到看守所去打听消息，如果我不判刑的话，他们想领我这个人，因为我这个知青是他们心中的结，赖着不下乡，日子还过得如此舒坦，而他们反因为我，被个别群众指责，为什么对李明伟特殊照顾，所以他们总想把我弄去劳教或者劳改，以泄他们对我的心头之恨，这次终于逮到机会可以把我送去劳改，幸亏我被早一步放出来了，不然又不知会弄到哪里去了？现在想想我的命真大啊~。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个年代70年代中末真是有些可怕，那时没有什么事可以把你关进学习班，强制学习半年一年的，有点小事可以送你去强制劳动一年三年不等。强制劳动是厂里最苦的活给你干，根本没有自由，与劳改没有什么区别，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刑法，送你去劳动教养是客气的了，送你去劳动改造十年八年看你的态度就可以了。那个年代我们这些年轻人上山下乡的人很多，但“上山”劳动改造的劳动教养的也不少，而我却在这个时候给居委给派出所猫上了，他们是一定要逮到机会把我送去劳教或劳改的。我自己心里很明白我的处境，所以我处处小心谨慎，但一个人在外面混饭吃难免会有一点事情会发生，给他们抓住小辫子的，大概是我的命好或者是上天在眷顾着我，一到要紧关头我总是能逃脱，这次如果派出所早几天到徐汇分局去联系，徐汇分局也不可能把我给放了。

　　日期：2017-06-29 12:09:37
　　六 　万宜坊弄堂口的生煎馒头店
　　七十年代末，知青政策松动，独生子女或者有父母岗位可顶替的知青回来了，我虽不是独生子女，但因为有母亲岗位可顶替，于是我的户口也从袋袋里掏了出来，进入了上海的户口本，并顶替进了我母亲进了卢湾区饮食公司下属的永利餐饮店工作。再以后由于知青的上京上诉卧轨等抗议，政策大变，几乎全部知青都从田间地头回城了。

　　据说当时返回上海的知青有三四十万之多。知青们当年响应号召去了农村，在农村拼搏多年，很多人生活不能自给，还要家长贴钱、贴粮票。现在虽说能回上海，可一肩明月，两袖清风，如何生存？二十七八岁甚至三十来岁老大不小的年轻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有的只是一肚子苦楚和怨气，没有父母顶替的回沪知青们，打着“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存”的横幅，成群结伙的到政府部门请愿讨说法，我的那些牛奶公司半农半读职业学校的同学，也参加了中等专业学校的回城知青组织。当时人民广场、人民大道上及闹市一些马路上，这样游行请愿的队伍很多，由于上海有下乡知青的家庭占全市家庭的三分之一以上，所以街头巷尾工厂机关甚至饮食店公交车上，无不在议论知青返城游行请愿的消息。但那么多的年轻人返城，城里的岗位包括顶替上班的岗位有限，确实无法安排这么多人就业。而这些年轻人无法就业，会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为此政府此时大力提倡个人创业，个体经营得到政府空前的支持。

　　那时我正在饮食公司下属的餐饮店，学做生煎馒头、馄饨、饺子，每个月工资三十元六角。这样的工资和工作对下乡回城的知青也许是求之不得，但对我来说，三十元六角这样的收入实在太低了，与黑装卸队一月二三百元的报酬不能比，既然政府号召发展个体经济，我何不自己开个小店，由于已经在饮食公司做了半年多生煎馒头等小吃，做生煎馒头的流程和要点诸如拌馅料、做肉冻、发面我都已经掌握，而且我包生煎馒头特别快！三个人都包得没我一个人快！我包的是和尚头，一捏一个！非常快！自信完全能够独立操作，刨去面粉猪肉葱和燃料成本，一样做生煎馒头，自己开店收入肯定比三十元六角的工资多得多。于是我向区工商局申请营业执照，要求开办一家个体餐饮店。那个年代上海的个体户，没有实体店，都是些挑着箩筐，叫喊“坏洋伞修伐”、“阿有啥格旧茶壶旧钢宗锅子卖伐？”或者摆个摊子卖卖葱姜针头线脑之类的，个体户没有实体店，我是卢湾区第一个申请开实体店的年轻人，那时卢湾区还没有私人性质的餐饮店，我也是本区第一个开办个体餐饮店的知青。营业执照很快批了下来。区政府对我很支持，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因为先前积蓄已经退赔给了黑龙江丨警丨察，此时缺少启动资金，所以我的要求一是资金，希望能得到银行贷款，以便装修门面、购买冰箱绞肉机以及做生煎的平底锅等用具，二是要求配给我一辆运输车辆。

　　６００元的贷款很快批了下来，我在重庆南路２０５弄万宜坊弄堂隔壁弄到了一间门面房，开了家良友餐饮店，主要经营生煎馒头，油豆腐粉丝汤，我们的油豆腐粉丝汤很好吃，里面放的是用纱布放起来的海蜒，放在水里煮，这个汤不用放味精就很美味，这是我母亲以前做餐饮生意的秘方。
　　至于车辆更好办，工商局有的是罚没来的非机动车，如黄鱼车、塌车、自行车等等，院子里像废铜烂铁似的摆了一大堆，不用付钱，让我随意挑，我挑了一辆比较好的黄鱼车，但临要出门时，问题来了，没收来的旧车子没有牌照，不能上路。工商局的人出主意，让我到准海路国营旧货商店付５０元钱，开张发票，表示黄鱼车是从上海有名的淮国旧买的，持这张发票就可以到车管所上牌照了。这辆黄鱼车后来在我的餐饮经营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我的良友餐饮店开在重庆路万宜坊弄堂隔壁，万宜坊是上海高档弄堂，地段很好，这个门面店既不是买的，也不是租的。这个门面店是哪来的？万宜坊里有个姓徐的年轻人，是个有钱人家的儿子，父母双亡，留给他两间万宜坊的房间。他没有工作，自己又懒怠做生意，见我急着找门面房，于是跟我说好，我们两人联合开店，他出房子，我当老板。他用自己住房中的一间置换弄堂口的门面房给我开店，营业执照的法人是我，我每个月分红给他六百元，他之所以不愿意收租金，因为一是那时租金收不到那么高，再则收租金算不算剥削谁也说不清楚。一两生煎馒头四个，才卖１角２分钱，合三分钱一只，６００元的分红得卖两万只生煎馒头，但为了得到好市口的门面，我只能答应。我母亲和姨父帮我一起做生煎，八分钟一锅，一天做几十锅，赚头不小，一个月也有一千多两千收入。后来区政府要求我的良友餐饮店安排本区的两名待业青年。区政府帮我解决贷款和车辆的难题，我打从心底感激，他们的要求我当然一口答应。当时我在永利餐饮店的工资是三十元六角，我给进我们良友餐饮店的年轻人一个月开六十元工资，相当于翻了一番。

　　一个自己都是待业的年轻人（其实我不是待业青年，我是辞职青年），居然不依靠政府，走自己创业的道路不算，还能安排两个待业青年，帮助政府解决老大难的就业问题，这在当时是很有轰动效应，很有榜样作用的，连新华社都派人采访我，我也说些什么帮助政府解决就业困难是自己的责职之类大面子上的话，一时风头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