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新锐派的另一构成，就是大家所说的外来帮，人数较少，代表人物是许世辉。他是名牌大学汽车专业科班出身，放弃了留京机会，直接来到延春汽车集团。外来帮普遍都具备肯吃苦、能力强、作风正派的特点。许世辉刚来报到时，几乎每个集团领导都亲自跟他谈过话，集团的报纸还特意用整整一个版面来报导他的事迹，从学校表现、毕业选择等等诸多方面加以宣传。后来，许世辉一步一个脚印，广受各级领导好评，据说当时为了给他安排一个位置，集团总经理说服人事部门特意成立一个新的科室。外来帮的特点，还有他们的学识和能力，进入“130”工程，可以说是众望所归。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与本土帮的冲突越来越大。这是后话。

　　与新锐派对应的是传统派，这两者之间本身没有矛盾，甚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仔细捊捊各层关系，有不少还是拐变抹角的亲戚，或者是多年的老邻居老朋友。两派之间，更多的差别是年龄和学历，以及用人理念和企业发展方向上的认知。传统派倾向于维持持续扩张的局面，新锐派则寄希望于深化改革，甩掉企业包袱。传统派比起新锐派更为复杂，实际上分三类，一是延春汽车内部最具实力的“铁帮”。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成员多半是早期发迹于铸造、锻造等工艺厂的工人或者技术员，普遍学历不高，但干劲十足，雷厉风行，非常有执行力。最值得称道的是，不少人受命于危难之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产品改型工作中，表现突出——“忠诚企业”、“勤勉干练”、“坚韧不拔”。

　　当时，延春汽车厂举全厂之力，调集全部精英力量，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卡车改型工作，并作为一项“压倒一切关乎生死存亡背水一战务求必胜”的重中之重任务来抓。彼时，全集团员工的工资无法按时发放，连烧暖气的煤都无力采购，所有员工包括领导层都在严寒中过冬。如果没有十多年前的那次产品改型，延春汽车可能从此走向没落。所以，完全可以把那次产品改型称之为延春汽车的二次创业，在资金缺乏、技术落后的摊子上，发挥背水拼搏的精神，实现了垂直转产和产量、质量的双达标。这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国难思良将”的古训，在企业最为艰难的时候，有能力有胆识有闯劲的“铁帮”成员，在总经理带领下，为企业的再次创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当前，延春汽车核心领导层和大部分分厂的一把手都是“铁帮”成员。

　　传统派里，还有一个“富帮”。这个“富帮”，是比较有特色的，成员都是延春汽车第一代创业者的后代。“富帮”普遍家境较好，却远远没有“铁帮”的干劲和热情，年龄比“新锐派”大不少，但比起“铁帮”还略小几岁。“富帮”的提拔基本源于父辈的荫庇，工作能力多数平平，但社交和其他方面往往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像物资处处长张时运和协配处处长秦柏阳，就属于典型的“富帮”成员。当然，“富帮”是比较零散的组织，也就是一个叫法，并没有形成强大的合力。主要是大家没有在一起经历过苦难，往往在利益分配方面还存在矛盾。但是“富帮”和“新锐派”中的大多数成员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冲突，因为两者之间有着大多的共性。唯一不同的是，“富帮”的崛起完全是按部就班的，而新锐派的成长轨迹似乎有些拔苗助长，这在后来，给延春汽车集团的发展带来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影响。

　　在延春汽车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极为特殊的派别，与上面各派迥异，就是以“联营”企业为基础的势力。严格来讲，这是一个更加松散的派系，基本没有形成气候，犹如过眼云烟，在延春汽车历史上没有留下浓墨重彩的痕迹。在八十年代末期，国家要求延春汽车发展轻型车，可项目上马后，却立刻陷入了地方政府投资的轻型车厂的重围中，市场充斥着恶性竞争，与规模化生产的初衷大相径庭。一开始，延春汽车采取与周边轻型车厂、发动机厂、齿轮厂等紧密联营的办法，实现生产、管理、经营的一体化。但运行效果并不好，因为延春汽车往这些所谓的联营厂派驻了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但双方在职能、理念以及利益方面存在很大的分歧。这些企业甚至认为延春汽车派来的人员打着“联营”的幌子，暗地里则是来搞垮他们，最终是想让延春汽车的轻型车一家独大。再后来，财政部和地方政府达成共识，延春汽车集团以“承担债务、分期补偿”的方式，收购并重组了这些企业。

　　然而，这些企业有的是经营困难时被收购的，有的是风光无限时被兼并的，因此总体上延春汽车集团不但没有占到什么便宜，还背负了沉重的包袱。而且，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轻型车项目一直不愠不火，除了1995年出现短暂的产销高峰——年产将近十万辆外，后来逐渐走向疲软。因此，延春汽车集团看似“开疆辟土”的大手笔，远远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联营”的势力，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真正融入延春汽车集团的主流。但这里面有一个特例，就是孟兆丰。孟兆丰算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从老干部活动中心排名倒数的副科级副主任干起，现在已经是零部件分厂的一把手，据说还是集团副总经理的内定人选。此人不光学历低——初中还没毕业，而且工作能力相当一般，但最后他胜出了。孟的成长道路，可以说是一本充满喜剧色彩的励志书。至于他最后的悲情结局，很长一段时间内均是众人七嘴八舌争议的话题。

　　再说这个宋德新，陈林杰认为他散布谣言的可能性很小。一是几个集团领导碰头时，他并不在场。另外，要想在一天之内如此广泛地散布谣言，宋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别看他是集团的总经理助理，但实际上只是一个级别，远远没有达到实职的权力，身边更不可能有那么多各行各道的朋友。再者，宋是火箭式干部，经历和阅历相对简单，陈认为他的城府还没有如此之深。
　　岳秀娴之所以有这样的怀疑，还是基于两家三年前结下的梁子。可如果排除了宋德新，那还会有谁呢？警方有时破案，会从“谁会是最大的获益者”的角度来寻找线索。

　　“别急，小岳，谣言总归是谣言……老张周六离开家之前，跟谁打过电话？”陈林杰不紧不慢地问。
　　“协配处的秦处长。”岳秀娴皱着眉头回忆道，“那天他本来是要请秦处长吃饭的，耀国不是在秦手下工作嘛。他打电话就想告诉秦处长，饭局可能要取消……”
　　“周日早上，那几个检察院的，是谁领过去的？”
　　“这个，我得想想……他进门时，介绍过自己，说是丨党丨委的，姓刘。我听那几个检察院的喊他‘刘主任’来的。”
　　“刘玉奇？”说完，陈林杰陷入了沉思中。说到这个刘玉奇，他的升迁经历比较特殊，原本是在生产车间开柴油叉车的工人，完全是秦柏阳一手提拔起来的。几年前，协配处在协作配套厂家管理方面遇到了非常难办的问题，不少厂家向秦柏阳抱怨物流工人故意损坏零件，不给点好处就拖延卸货时间，配套厂家最后越来越被动，承担的损失越来越大。秦柏阳跟多数协作厂家老总的个人关系都不错，接到他们的抱怨，只能硬着头皮去处理。但他转了一圈回来，发现物流部门的领导也只能劝劝底下工人收敛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难办的是，工人根本就不承认是故意摔坏的，因为没有抓到现形，物流工人一口咬定是卸车前从配套厂带来的质量问题。最后，秦柏阳想了一个奇招，就是从这些卸货的物流工人中培养几个小弟，刘玉奇就是其中最得力的一个。在秦的授意下，刘设个圈套，将故意摔坏零件的工人抓了个现形，并向上面如实汇报，这几个工人最后都受到了狠狠的处分。慢慢地，刘玉奇和秦柏阳的关系越来越近，刘非常会来事，逢年过节必须去秦家里串门，从来不说办啥事，就是给领导送点年货。要说秦能当协配处处长，也算阅人无数，对人性的揣摩更是炉火纯青，时间一长，当然会投桃报李，想办法给刘玉奇安排个位置。他先是把刘从物流调到协配处，再将其身份从工人转为干部。这一转变，在延春汽车集团意味着命运的改变。再后来，又是秦极力推荐刘玉奇到党办当主任，实现了从一般干部到科长的升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