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消瘦的身影挡住了光线，从木门外走了进来，反手虚掩了房门。

　　一丝微弱的光线照亮了房间的内部。
　　房间过于狭小，除了房门对面摆着的一张长条案几，没有任何摆设和装饰。
　　案几上放着一张黑框的遗像，遗像上是一个眉目清秀的年轻男孩，二十三四岁的样子，留着短短的板寸。
　　男孩穿着淡蓝色的制服，露出无比阳光的笑容，一口洁白的牙齿在那一丝微弱的光线折射下，显得分外醒目。
　　在遗像的前面，放着一个铜制的香炉，香炉很小巧，炉壁雕龙画凤，做工精致，看上去价格不菲，可是香炉里并没有插着香。
　　消瘦的身影一步一步地走到案几的前面，后背遮住了从门缝里透进来的光线，遗像上男孩的笑容顿时又显得模糊不清了。
　　那人站在案几的前面许久，像是在默念什么，又像是在凝视遗像。总之，就那么纹丝不动地站着。
　　好一会儿，那人伸出了右手，轻轻地抚上了遗像，就像是真的在抚摸着男孩的脸庞，一下、一下、一下。
　　“城，还好吗？”那人终于开口了，声音冷静。
　　“……真的值得吗？”沉默了一阵子后，那人的声音仿佛有些哽咽。
　　那人停顿了一会儿，但哪里有人回应他。
　　“这是我第一千四百三十一次问你了。”那人声音不大，但足以在小屋内回荡，“别嫌我唠叨，我再问三十次，就不再问你了。我相信，到那个时候，你一定会明白，我为什么会一直问你，一直问你。”
　　风吹动虚掩着的木门，让射进房屋内的光线晃了一晃，遗像上的笑容依旧。
　　“哦，对了，我又给你带来了一段故事。”那人说。
　　他从大衣的口袋里拿出一个物件，又拿起了案几上的打火机。
　　“咯噔”一声，打火机点着了火，跳跃的黄色火焰照亮了那人的下巴。刀削似的下巴，竟和对面遗像里的男孩有些相似。
　　物件和火焰慢慢地靠近，“哧”的一声，物件着了。
　　瞬间，一股焦煳的味道伴随着一股青烟，在狭小的房屋内蔓延开来。
　　物件很快变成了灰烬，落进了遗像前的香炉里。

　　火焰灭了，房屋重新回到了黑暗里。那人放回打火机，捻了捻手指。
　　“不知道你能听得见这段故事吗？”那人说，“我查了很多传说，问了很多大神，才知道这样可以把故事讲给你听。我的良苦用心，你能感受到吗？”
　　那人又回到了之前的姿势，纹丝不动地站着，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不知多久之后，那人又开始抚摸遗像：“听完了吗？感觉怎么样？你不要问我他现在在哪儿，他在他应该在的地方。我只想问你，真的值得吗？好吧，好吧，我今天已经问过了，你好好地想想吧，我明天再来问你。真的值得吗？”
　　“不知道你看得见吗？”那人继续说，“我努力地寻找，努力地思考，努力地去做，你应该看得见吧。不为别的，只为了你，只为了该有的结果。”
　　那人收回了胳膊，转身向木门走去，脚步沉重，像是寄托了万般不舍。
　　他轻轻地拉开木门，又回头向案几望去。
　　光线把遗像完全照亮了，遗像上的笑容似乎更加阳光、漂亮。男孩子咧着嘴，大方地朝他笑着，露出了一口整齐的白牙。淡蓝色的制服整齐而伏贴，似乎更增添了男孩子的俊朗。制服的左胸是一枚徽章，一枚线条简单的徽章。
　　简单的线条构成了一只威武的猎豹，跃然在胸口闪闪发亮。
　　第一案河畔女尸
　　恐惧大都因为无知与不确定感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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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尔·卡耐基
　　春天的下午，阳光照进办公室，暖洋洋的，让人直打瞌睡。
　　办公室里的各位都在忙着自己手头上的事情，我抱着一本信访核查卷宗，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林涛在看一则“错案”的报道，边看边低声读着网友们对警方的谴责。陈诗羽抱着闵建雄老师的《命案现场行为分析》吃力地学习。韩亮忙里偷闲地玩着他的贪吃蛇。大宝倒好，看起来是在法医论坛看帖子，但总能间断地听见他的鼾声。
　　省厅的勘查组虽然每年出差时间占一半以上，但是剩余的时间也是要正常坐班的。过完年之后的两三个月，省厅勘查一组似乎进入了工作的“淡季”，连续半个多月没有出差，实在是很难得的平静。
　　“明明办案没有丝毫瑕疵，却要查这么厚一本信访卷宗。”我心里暗暗想着。看着一沓沓基层法医被纪委、督察部门调查的报告，我暗自替同行们委屈。不过转念一想，相比林涛读的那起被宣判无罪的案件里的办案人员，他们算是好得多了。
　　本着“疑罪从无”的精神，近年省内有几起已决案件，因为当事人申诉而被提起重审，甚至有案件被再判无罪。这样的案件被称为“错案”，会被媒体广泛关注，当地的刑侦部门也会被谴责。
　　我们也参与会诊了几起案件，但是因为当年的技术有限，现场果真是没有什么有力的证据。虽然刑侦人员、技术人员都能够在内心确认案件办理无误，但是在法律的层面上，这些案件的证据链（律术语，指一系列客观事实与物件所形成的证明链条）是不够完善的。基层的刑侦人员愿意尊重法律的精神，但也很害怕面对外界的指责。毕竟，很多人并不知道“法律意义上的无罪”不等于“事实意义上的无罪”。媒体一旦报道，总是把“法律意义上无罪”的犯罪嫌疑人说成“事实意义上无罪”的无辜群众。他们不关心案件的核心争议点，更关心警方究竟有没有“刑讯逼供”。

　　“这案子不就是我们年前会诊的那个吗？”林涛说，“我觉得证据足以定罪。”
　　“你觉得有啥用？”我笑了笑说。
　　“杀了人被判无罪，出来还这么嚣张。”林涛恨恨地说。
　　“既然法院都不认定他是凶手，咱也不能乱说。”我说，“这是法律人的精神。”
　　“那就让他这样逍遥法外了？”大宝停下鼾声说。

　　“这些事儿啊，对我们是一个警醒。”我说，“一来，要更加努力提升能力，保证每起案件都能寻找到关键物证去证明犯罪。二来，对每起案件的证据都要从多方面考量，一定要有完善的证据链，而不能仅仅关注孤证（指单一的证据）。”
　　“别价，您恁！”大宝学京腔学得捉襟见肘，“可别给我们上课了，我们就是觉得让凶手钻空子逃脱了法律制裁，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翻了翻手上的卷宗，笑着摇了摇头，说：“咱们要相信，人在做，天在看。”
　　“什么天在看？做好你们的工作，把法网织牢了才是正事儿，还相信什么天谴吗？你们就是替天行道的人！”师父推门走了进来，手里拿了一个文件夹。

　　师父一般不会轻易到我们办公室里查岗的，最常见的原因就是有突发的特大案件，甚至在电话里都不好完全表述的，师父才会亲自下楼到勘查组里布置任务。
　　这时候看到师父，我的心里自然一惊，心想，估计晚上又不能回家和儿子共进晚餐了。心里这样想着，我还是嬉皮笑脸地站了起来，说：“师父，您下次听声儿能不能听全了？我刚才还在教育他们努力提升自身业务素质，培养打攻坚战的能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