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8-02-21 10:18:50
　　为深入查找战败的原因教训，下面，谨从元军的角度，对东征进行检讨性反思。
　　从政略上看：元朝以武力立国，军事征伐是王朝的基本国策。特别是元世祖忽必烈在位的35年（1260-1294年），致力于开疆扩土、东征西讨，几乎无岁不用兵。对于周边国家，元朝或是直接攻灭（如大理、南宋），或是采取局部战争和武力威慑相结合的手段迫使它们臣服（如高丽）。过分的穷兵黩武，使得元军四面出击，战线拉得太长，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在日本战场的军事投送能力。加之蒙古人内部也发生了严重分裂，各部族之间甚至兵戎相见，进一步削弱了自身军事实力。1259年，蒙古帝国大汗、成吉思汗之孙蒙哥在征伐南宋的途中去世，他的两个弟弟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为了争夺汗位继承权，展开一场持续4年的内战。忽必烈虽然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但也极大加深了蒙古帝国内部的离心力。1269年，蒙古宗王乃颜、窝阔台汗海都、察合台汗笃哇组织召开塔刺思忽里台大会，宣告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脱离忽必烈的统治，大蒙古帝国彻底土崩瓦解，元朝的西北边疆直接面临来自蒙古人的战争威胁。为此，忽必烈在灭亡南宋之后，便倾全力在阿尔泰山及天山一线打造防线，将大量精锐蒙古军、色目军屯驻于此。后来，忽必烈又陆续谋划和发动征伐占城、安南、爪哇等国的战争，本已有限的野战兵力更加捉襟见肘。“文永之役”，元军在尚未灭亡南宋时，便匆匆发起两线作战，劳师远征且缺乏后援，武力威慑没有达成效果；“弘安之役”，元军虽有14万人，但主力是10万新附军降卒，战斗力相较蒙汉军和日军差距甚远，而出征的蒙汉军仅1.5万人，少于第一次东征，面对剽悍善战的日本武士，兵力依然不足。

　　日期：2018-02-21 10:20:13
　　从外交上看：东征战役发起前，忽必烈曾想通过外交手段来“不战而屈人之兵”，认为凭借蒙古帝国横扫欧亚、灭国数十的余威，日本定会称臣纳贡、传檄而定，但他严重低估了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自古以来，日本就自认为是“神国”，游离于中国朝贡体系之外，不肯成为天朝的藩属国。早在公元607年，日本天皇在致隋炀帝杨广的国书中，就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话语，认为天皇与中国皇帝之间地位对等、平起平坐，导致隋炀帝怫然不悦却又无可奈何。

　　1268年，忽必烈的使者首次到达日本，正式递交了国书，其全文是：“大蒙古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远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罹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返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介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不宣。”

　　这份国书有三层含义：一是从大义上进行定性，蒙古国领导人是皇帝，日本天皇是国王，明确上下尊卑秩序；二是以高丽为例，号召日本君臣效仿高丽“畏威怀德”、“感戴来朝”，成为元朝的藩属国，就可以达成“欢若父子”的大好局面；三是赤裸裸的威胁，如果日本不听招呼，那大蒙古皇帝就会断然“用兵”，把小小的日本给打趴下。对于这份义正言辞、铿锵有力的国书，镰仓幕府解读为“蒙古人怀有窥伺本朝的歹意”，根本不予回书，忽必烈后续的几次遣使也渺无音讯。“文永之役”后，日本更是违背了“不斩来使”的国际惯例，将元朝派出的使者杜世忠、何文著等人全部处死。至此，外交斡旋宣告彻底失败。

　　日期：2018-02-22 06:55:05
　　从战略上看：“文永之役”，元军武力威慑意图明显，企图示敌以强、以打促降；“弘安之役”，元军计划以优势兵力迅速占领九州岛北部地区，建立桥头堡，然后且战且屯、以战养战，逐步向日本腹心地带渗透，视情迫使日本称臣纳贡，或者干脆灭亡日本、设立行省。为此，元军做好了在日本长期作战的准备，携带了供大军征战数年的粮草，以及大量的粮种、菜籽、农具甚至耕牛，10万新附军可转职为农民屯田种地。

　　然而，蒙古人号称“马背上的民族”，骑兵作战天下无敌，海战对他们而言却是陌生领域。为了适应战场环境，在第二次远征中，元军将原南宋水师作为海军主力，并在朝鲜南部和中国宁波一带新建了大批舰船，在船舶数量和质量上具备了对日军的压倒性优势。但是，整个跨海远征行动建立在不明天文、不识地理的基础上，从一开始就犯下了兵家大忌。

　　不明天文，即对日本周边的风浪、海流、潮汐、天象等情况不够掌握，有“盲人骑瞎马”之嫌。日本属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由于受到大陆和海洋气候的双重影响，雨水丰沛，台风频繁，气候变化剧烈。根据日本的台风观测记录，每年夏秋之交的8至9月是西日本台风多发季节。“文永之役”中，元军选择11月出征，无形中避开了季节性台风，却出乎意料遭遇了暴风雨；“弘安之役”中，元军在7至8月间渡海作战，由于未建立起巩固的陆上基地，主力舰队只好选择在西日本沿海停驻，埋下了遭遇台风的隐患。

　　不识地理，即对九州岛的地理环境、预定登陆点的社会人文状况基本两眼一抹黑。出征之前，既没有作战地域的地图，也没有对北九州的地理和敌情进行充分侦察。九州地区，因有筑前、筑后、肥前、肥后、丰前、丰后、日向、萨摩和大隅等九国而得名，境内地形复杂，多山地、火山，间有盆地、平原，气候温暖多雨。历史上，九州是日本对外的窗口，北有博多、松浦，西有长崎、萨摩等港口可供登陆，还可进入九州和本州之间的下关海峡，在周防、长门等地登陆，元军并不缺乏备选的登陆点。“弘安之役”，两路元军原计划在壹岐岛汇合。江南军出发前，获悉有一艘日本商船被风暴吹袭到中国东南沿海，临时向船上水手询问日本的山川地理情况，获悉博多湾以西有平户岛，比壹岐岛大，离九州岛近，而且岛上地势平坦、水源充足，这才临时将集结地域改在平户岛，其对日本地理之陌生可见一斑。

　　日期：2018-02-22 06:56:50
　　从战前准备上看：元军对日本的总体军事实力、北九州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等情况基本不了解，未有针对性地做好作战准备。

　　“文永之役”中，蒙古骑兵在福冈平原上策马驰射、来去如风的身影和振聋发聩的铁炮，给日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有效应对元军第二次东征，日本迅速改进了组织指挥系统，构建了牢固的海岸预警体系，大力强化国土防御。幕府下令，九州诸国集中兵力、船员组编军队，以博多为前沿据点，以大宰少武藤经资为总司令官，统计所有能够动员的武士姓名、年龄、武器状况和船舶、水手、舵手等情况。与此同时，幕府花费近两年时间，沿博多湾海岸线修筑了长约16公里的石坝防御工事。石坝面海一侧成垂直状，面向陆地一侧成缓坡状，可以居高临下对元军进行打击。反观元军，仍用第一次东征的老眼光来看待日军，认为日本的城塞防御十分简陋、不堪一击，并未携带“炮”等重型攻坚装备。东路军直至进入博多湾后，才发现石坝的存在，大吃一惊、进退两难。同时，元军对日本的军事实力也存有轻视心理，认为凭借14万大军足以压服日本，严重低估了日本的战争潜力。仅在本州一岛，日军实际可动员兵力就在20万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