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8-04-09 20:27:30
　　这一石，激起了轩然大波。
　　受儒家正统思想培养教育多年的官员们纷纷站出来，对同文馆改革的决议进行口诛笔伐，就连同治皇帝的老师、文渊阁大学士、工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倭仁都公然站到了恭亲王的对立面。
　　倭仁，著名理学大师，在儒家士大夫中的江湖地位很高。与晚清很多“人前道德文章、人后男盗女娼”、“台上一尘不染、台下两袖金风”的领导干部不同，倭仁确实做到了人前人后一个样，他知行合一的道德品质和“每日三省吾身”的优良作风，连同为理学家的曾国藩都深表敬服，在贪腐横行的官场堪称鹤立鸡群的一股清流。

　　如果一般官员胆敢妄议中央、非议改革，恭亲王反掌就能用组织决定和行政权力予以镇压，但对于德高望重的三朝元老兼道德楷模倭仁，他也只好选择以理服人，大家摆开阵势，规规矩矩地摆事实、讲道理。
　　双方最重要的分歧，是在意识形态导向上，即“中学”和“西学”谁才是国家根本指导思想。对倭仁等人提出的这个政治问题，恭亲王把它模糊化处理为学术争论。他回应说，天文、算学不应该算“西学”，它们本来源自中国古代文化，由“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所以，天文、算学“本当为儒者所知”，现在只是回归事物本来面目，引入西学也不过是用他山之石以攻玉，不存在弘扬“西学”打压“中学”的情况。

　　第二点分歧，是在价值观取向上。倭仁担心鼓励科举正途出身人员学习“夷务”，会背弃儒家传统信仰，导致中国传统世界观和价值观颠覆。进而又引申出一个疑问，究竟是儒家的礼义重要、还是西方的权谋重要，究竟是教化人心重要、还是学习技艺重要？倭仁认为，夷人害怕中国的民心，而不是区区几门大炮；如果政府失去了民心，即便有再多的洋枪大炮也根本撑不下去。因此，基本方案应当是振作民心士气，而不是仿效夷人的技术。对此，恭亲王没有正面回应，而是痛斥倭仁动辄从形而上学的高度谈理论，却无法解决具体问题。恭亲王认为，学习“西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抵抗外国侵略，如果倭仁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却拿不出实在管用的办法，那就纯属于空谈误国。

　　第三点分歧，是在“西学”的实用性上。倭仁担心“夷人教习算法”，未收其利、先见其害，未收实效、先失人心，存在“变夏为夷”的危险。他举例说，当前有很多人没从洋人那里学到什么经世济民的本领，却丢掉了廉耻心和爱国心，学了一整套“崇洋媚外”的做派。同时，他也不承认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认为中国之大“不患无才”，肯定有很多天文、算学高手，不必雇请外籍教师。针对这种说法，恭亲王首先承认并不能百分之百保证外籍教师的教学成果，但他也抓住倭仁言语中的漏洞，要求倭仁推荐本土天文、算学老师另开一馆，与同文馆“互相砥砺，共收实效”。

　　日期：2018-04-10 20:42:35
　　这下子，倭仁扛不住了，只好上疏承认自己手头上并没有精于天文、算学之人。恭亲王乘胜反击，干脆任命倭仁为总理衙门大臣，让这位传统文化的卫道士亲自去和他所鄙夷的“洋鬼子”打交道，在实践中慢慢体会恭亲王洋务政策的正确性。倭仁再三请辞都没有获准，最后只好借坠马受伤[另有一种说法，倭仁确确实实被气病了]来逃避，并顺势被恭亲王解除了除大学士兼帝师外的一切职务。
　　倭仁与恭亲王的论战，实质上是大清帝国改革派和保守派关于国策走向的斗争。恭亲王虽然靠个人权威把朝堂中的异议强势按下去，但没能从理论层面折服保守派，更没有让排外主义者真正接受“西学”，进而实现“中学”和“西学”两者的有机统一。
　　上千年以来，儒家主导的“中学”打造了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社会教育体系。从国子监到民间书院、私塾，所有教育机构无不以孔孟之道和八股文章为教学内容，以中举登科为最高办学目标。然而，孔孟之道、圣人之言多为教化之道，重在培育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并没有教学生们如何治国理政、如何治军理财、如何制枪造炮、如何做抵御西方侵略。面对洋枪大炮，“中学”从孔夫子和孟夫子那里找不到解决办法，倭仁等旁观者还能够在语言上“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恭亲王等实干家只好在行动上“师夷长技”，用“西学”对抗西方。

　　日期：2018-04-10 20:43:35
　　不过，对于“西学”，到底应该学什么、怎么学、学到什么程度？恭亲王心里也没有完全托底。他试图通过论战和同文馆改革，在保守氛围浓郁的晚清思想界撕开一个小口子，实践检验“西学”的适用范围，一步步调整其与“中学”的关系。事实上，在此后的20多年里，“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依然模糊不清。直至1895年，有学者创造性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念，又由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广为传播，才从理论上勉强把二者如同文科、理科那样粘合在一起。

　　恭亲王看似打赢了与倭仁的论战，但他以行政权力强推“西学”意识形态的做法，激起了儒家士大夫集团的强烈反弹。“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的士大夫们团结了起来，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来“卫圣人之道”。京城和各省知识分子“聚党私议”，相互盟誓不去报考京师同文馆；一些读书人还在同文馆门前粘上大字报和标语以示抗议，如“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等等。

　　由于正统读书人的集体抵制，同文馆第一次招生时，士人报考者寥寥无几，恭亲王不得已放宽了招生条件，将非正途出身的监生[监生资格可以用钱捐得，历来为科举正途出身者所不齿]也纳入生源范围。即便如此，符合条件者也仅有30人，且次年复试又淘汰了20人，最后学成者不过 5 人，京师同文馆改革试点就此折戟沉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