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不见，每年有多少人甘心情愿地放弃国家主人的地位不当，偏偏要去当什么人民的“公仆”、要为人民服务，这不恰恰说明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之间是有错位的、是本末倒置的吗？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啊。

　　陶希圣这种“（官僚）士大夫”论，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超阶级”的概念，政府的官僚并不一定出生于名门望族，他们的身份也不固定，更不能够世袭，与之相反，任何阶层的老百姓通过科举制度的考验，都可以踏入仕途，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官僚士大夫都出身于社会的中下层、甚至最底层。官僚士大夫可以说自成一体，自成一派，自成阶级，而组成这个阶级的个体又可以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

　　说穿了，陶希圣这种“超阶级”的概念，是那些依靠“阶级斗争”起家的人所最恐惧的事情，必须掐死之而后快，绝不能留活口…
　　日期：2018-09-16 19:09:20
　　《历史的侧面》（117）
　　第三种是偷换概念。
　　偷换什么概念呢？当然是“封建”的概念了。我们知道，“封建”一词在之前的汉语里，一直用于修饰先秦时期的政治制度，本意是“封邦建国”，“封国土、建诸侯”。可是到了“新思潮派”那里，开始不这么用了，而是转向了“经济学”领域。
　　在他们看来，此“封建”非彼“封建”，所有基于土地剥削关系为基础的经济形态，比如小农经济、自然经济，都可以笼统的称之为“封建经济”。一切以土地雇佣为基础的剥削关系也可以笼统的称为“封建剥削”，由此，也使得封建的含义发生了乾坤大挪移，由一个原本用来修饰政体制度的词汇，变成了一个经济学名词。
　　这也无怪乎一些参与论战的人总是讽刺他们，说他们的论证方式就是“变名词的把戏”（余英时语）。因为从大的框架来看，大家原本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可是你偏偏要用一个“十三不靠”的字眼来转义，而这个字眼“在它本专业里已经具备了充分而固定的含义。”【61】如果把它转义，岂不是两边都混淆不清？
　　这就如胡适先生所说的那样，所谓的“社会史论战”，本应该是一场“理论之争”，现在反倒成了“名词之争”，根本“算不上是思想的论战”【62】。

　　当然了，新思潮派的笔杆子们，并非全都是庸碌之辈，他们大都饱读诗书，熟知经史，也深知“封建”一词用于修饰先秦时期的政治制度有两千多年了，所以他们尽量做一些调和工作，把封建的原始古义与外来的新意进行整合。
　　比如，新思潮派的两大主将吕振羽和翦伯赞，他们俩都是当时著名的大历史学家，都主张“西周封建论”，也就是承认西周是封建制度，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对于秦朝之后一直到清朝这一段历史时期应该怎样定义，他们在用词上非常考究，颇费了一番心思。
　　比如，吕振羽将西周时期命名为“领主制封建社会”，秦朝以后的社会则被他定义为“地主制封建社会”（后来又改为“专制主义封建社会”）。
　　翦伯赞也赞同先秦时期是封建制，同时在此基础上将秦朝以后的社会形态命名为“变态封建社会”【62】。
　　当然了，这些都是“和稀泥”的手法，是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和革命形势下，一种无奈之举。

　　至于新思潮派里其他的主要干将，比如李达、邓拓、陈伯达等人，他们也大致持有相同的观点。
　　日期：2018-09-16 20:25:13
　　《历史的侧面》（118）
　　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不按照中国历史自己的脉络自成体系、自成一派呢？当然还是“形势比人强”的缘故。要知道，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武装斗争也不是谈情说爱，而是一件非常非常费钱的事儿，急需大量的金钱作为支撑。实际上，北伐战争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正是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场外指挥下、以及3000万金卢布经费的支援下，才最终打造成功的。
　　而当时的中国革命者在拿到苏联的“诊断书”后，也并非完全地被动接受，而是据理力争了好长一段时间，甚至争议很大。他们大都不满意苏联人的观点。有一些学者甚至还跑到国学大师和大学教授那里去征询意见。结果呢，得到的结论无一例外都与苏联“专家”的意见完全相反。
　　然而，胳膊毕竟拧不过大腿，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命脉掌握在人家的手里，就算你不接受也不行啊。吃人嘴短，拿人手软，已经被财政状况压得透不过气来的革命者不得不与苏联人妥协。最终，迫在眉睫的危机还是压倒了对于未来长远的顾虑，在客观真理面前，鲍罗廷的账本似乎更具有说服力。
　　这也是那个年代革命者们最大的悲哀。
　　日期：2018-09-17 08:22:00
　　《历史的侧面》（119）
　　中间派的观点
　　在此次论战当中，除了上述三派之外，还有一个派别。因为他们的立场不从属于任何一个阵营，在政治上较少有倾向性，所以，他们的观点更趋近于客观事实，也更专注于学术本身。对于这些人，阵疯笼统地将他们归为“中间派”。

　　在这些“中间派”当中，要说观点最新颖、论证最鲜明、也具有代表性的，毫无疑问就是被称为“自由人”、或者“第三种人”的胡秋原的观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