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有才的人很多，为什么有的人能脱颖而出，有的人埋于沙砾。这就不得不说到魏征的广告效应，也就是关键时候你要学会牛皮哄哄，当然这牛皮不是空穴来风，你得有真材实料。有一天，李世民和朝中大臣商议如何治国，以封仆射为代表的关陇军功贵族迷信武力，认为大乱之后，短时间国难治好，主张严刑峻法，威服天下，就是如秦始皇，隋炀帝那样。这时候魏征又站出来了，他说，这国家大乱后最容易治理，就像给饥饿的人容易准备食物一样是不难的，主张偃武修文，并吹牛说像我这样人来治理国家，就像发出声音便立即有回响一样，一年就可见成效，三年可大治，世民见魏征对治国如此有信心，也认同魏征的政见，如何使目的实现，魏征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洞穿了李世民的心理，看到了唐初各种矛盾的焦点所在。利用自己为谏议大夫之机，积极进谏，以“居安思危”之语打动李世民。魏征深知:“自古上书，不急切，不能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语，圣人择焉”。这也正是时人认为他“精通群书，颇明王霸之术”、“素有胆气，善得人主意”的根本原因之所在。魏征多次进谏于李世民，指出隋亡的根本原因就是“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要求李世民以亡隋为鉴。杨隋之亡，与重役山东，攻伐高丽密切相关。而李世民经略关中，安抚山东，亦无不是为与高丽作战做准备。一旦重与高丽开战，山东所受赋役又必然加重。这是山东集团所反对的，也是魏征最不愿看到的。

　　作为山东集团的代言人，为扩大山东集团在唐中央的实力，取得部分关陇集团成员的支持，魏征先后向太宗推荐侯君集、杜正伦、褚遂良，并特别强调侯君集、杜正伦有宰相才，使他们受到李世民的重用。魏征与王珪的关系也非同一般，这从每当王珪进谏李世民之时魏征必然附和，魏征进谏时王珪也同样附和就可清楚看出。特别是杜、褚二人，对李世民的言行是“必书”、“必记”，达到了魏征所期望的使李世民“不为非法”的目的。

　　如果说魏征是李世民实现大业的一颗棋子，那么李世民又何尝不是魏征博得“青史留名”的一颗棋子。君臣相得，其乐融融。李世民看到了魏征的背后有庞大的山东集团做后盾，而自己又“即位日浅，国家未安”，必须协调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使自己时时处于“居安思危”的状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而接受魏征的“犯颜”进谏亦就不足为奇了。为取得山东集团的支持，维护统治，位居九五之尊的李世民不断遭到臣下的“犯颜”，而且要把不满深深地隐藏在心中。

　　我们翻开《贞观政要》看看，通篇记载的李世民与魏征等臣子所论之事，无非是一些居安思危、“水能载舟，也能煮粥”之说。而这些理论恰恰是大唐实现强国之路所需要的。李世民深知，隋炀帝“飞蛾扑火”的梦想就是因为光有想法，没有实践的办法，最终葬送了隋王朝。前车之鉴就在眼前，隋亡的警示钟声还音犹在耳。李世民不能忘记，他需要有人不断地提醒自己。更何况魏征的多数谏辞，除有居安思危成分外，还可起到抬高李世民声威的作用。如每当李世民责怪魏征进谏的直言时，魏征就云:“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如此之语，亦就引出了李世民“征蹈履仁义，以弼朕躬，欲致之尧舜，虽亮无以抗”。然而在重大实质性问题上，李世民就独断专行，不会接受魏征的谏言，魏征亦多取回避之法。

　　魏征摸透了李世民的心思，把准了他的性格脉络。自古成大事者，必先识人。魏征的聪明，就在于他看到了李世民虚心求谏、重用人才的表象后面隐藏着本身固有的疑惧、残忍及独断，也看到了李世民急于在众人面前刻意修饰自己，以掩饰自己杀兄逼父之非。这些从贞观时期李世民的言行中可以清楚看出。而李世民后期由于功德圆满和对山东集团的成功打压，所以杀掉侯君集、逐杜正伦。对魏征，也在他死后“罢叔玉尚主，而足陪所撰碑”。此时二人的关系才从“求谏”、“直谏”的重重迷雾之中露出了原本互为所用的实质关系。看来这君臣二人在玩阴的上面，都不是善茬。

　　两个人都揣着明白装糊涂，都想为我所用。《旧唐书.魏征传》载侯君集被诛，杜正伦遭逐后，“上始疑征阿党”，但实际上并非在魏征死后李世民才怀疑魏征“阿党”，而是一直就有所觉察，只因种种因素的制约，始终隐忍罢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君臣之情谊，合作之默契，留下了诸多佳话，在历史上广为传颂并被称道至今，成为后世君臣竭力仿效的楷模。可为什么魏征死后不久，李世民却下令砸毁魏征墓碑呢？

　　众所周知魏征出身河北巨鹿魏氏，是北齐之名门望族。他的生存信念是“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在这一信念支撑下，魏征先后或主动或被动地改变了五次主人，在他成为李世民门下臣之前，是以谋士身份奔走于李建成鞍前马后的。在此期间，他曾为李建成献出了及早动手除掉李世民的毒计若干条。李世民玄武门干掉李建成后，马上就把魏征喊来痛骂：“魏征老儿，你不是个好东西，为何明目张胆离间我兄弟情感？”魏征心道，这小子够阴够狠，杀兄诛弟还赖我了，为自己找台阶下呢？他从容说道：“当日皇太子李建成如果听了我的劝告，怎么会有今日之祸？”面对欲置自己于死地且又死不悔改的魏征，李世民居然以政治家的风度和韬略“为之敛容，厚加礼异，擢拜谏议大夫。数引之卧内，访以政术”。固然魏征当时的表现有他自己的谋略与心机，但对魏征就职后的许多谏言、谏书、谏条，李世民并非发自内心喜好和接受，这是李世民的一种政治姿态和做秀手段。他要以对魏征的容纳来衬托自己的开明并打造自己的政治形象。李世民也并不是真心相信和喜欢魏征，这从他对魏征任用的官职以及从贞观十年后就不再理会魏征就可以看出。他只是为了自己的皇权利益而不得不任用魏征，同样，为了使自己的口碑与形象目标可以达到，他又不得不忍受魏征的进谏。以至于李世民多次忍无可忍，在不同的场合忿忿地说出“早晚有一天我要将魏征老儿杀头”、“我恨不得现在就杀了这个乡巴佬”等话来。如果不是魏征死在了侯君集案之前，恐怕魏征的头颅早已落地。李世民忍到最后不得不将魏征赶走编史去了，远离了朝堂，落得了眼前的清净。这说明李世民对魏征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他也曾多次有过置魏征于死地的想法和杀机。

　　可惜的是，随着魏征的日益得势受宠，他忘记了自己与李世民之间并非好友、战友和有着正常感情基础的君臣关系，而是曾经都想置对方于死地的政敌。因为忘了自己是谁，魏征就多次扮演了老板他爹的角色。尽管他的许多君臣理论和治国见解都是高明的，但是主子就是主子，奴才就是奴才，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使老板享受不到皇家的特权及愉悦，是李世民积怨旷久而导致魏征死后受辱的深层原因。

　　贞观十六年，魏征染病卧床，李世民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房屋。太宗随后亲自去看魏征，魏征叩拜后正想讲话，太宗就抢先对魏征说：“朕知道你又要来劝谏朕不要花费这些钱财帮你盖房子，朕告诉你，这些东西都没有另外花钱，因为这些材料本来就是要替宫中添一座小殿用的，朕现在停止盖小殿，把这些材料送过来给你盖正寝，并没有多耗一分国家的钱，所以你不用操心了。”魏征闻言，当然感动地叩拜不已。过了几天，魏征病重，太宗又到魏征家中，抚着魏征的手臂，痛哭流涕，并问魏征想要什么东西？魏征回答说：“臣不要任何的东西与抚恤，臣只担忧国家的兴亡。”不久，魏征病逝家中，李世民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可魏征死后半年，李世民就开始怀疑魏征在朝廷内有结党营私的嫌疑。后来，李世民又得知消息：魏征曾把自己给皇帝提建议的书稿给当时记录历史的官员褚遂良观看，李世民怀疑魏征是故意博取清正的名声，心里很不高兴。先前李世民已经同意把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长子魏叔玉，这时也后悔了，下旨解除婚约。到后来他越想越恼火，便下令推倒了魏征的墓碑，砸毁了自己的“镜子”。

　　为什么李世民对死后的爱卿魏征恨得如此深切？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考证后分析认为，在李世民心目中，因魏征既非山东贵族，又非山东武人，其责任仅是接洽山东豪杰，监视山东贵族及关陇集团，以供分合操纵诸政治集团之妙用。如果魏征的行动越过李世民赋予的这种权力，就犯了李世民大忌。魏征推荐杜正伦为相，而杜正伦出自山东之盛门，则李世民赋予魏征监视山东贵族之作用消失，转过来有联合山东社会文武两大势力之嫌疑。侯君集这人在两唐书本传虽没有详载其家世，只说他是个武将，据陈先生考证，候君集与李世民都属于六镇胡汉关陇集团，史书上说，他的才能出将入相没有问题，魏征举荐杜候二人，等于集合了当时东西文武三大社会势力，而他自己身为其枢纽，这是李世民最不能容忍的，幸好这些事暴露在魏征死后，否则后果也是罪责难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