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唐太宗下令，从即日起皇太子从国库拿东西，管理国库的那些大官小吏们不要给予限制，于是太子发取无度。当时左庶子张玄素上书劝谏，他虽然是你亲儿子，国库也就你们老李家仓库，可还是要有个法来约束。结果，张玄素在早朝时被太子派人伺机狠揍一顿，几乎把他给打死！太宗也不追究。同年，国家出了个巨贪党仁弘，按罪当诛，太宗亲自作秀，再次曲法护其命。说他，功大于过，不要动不动就杀人，这样不好。汉王李元昌是个祸害，所干的事没几件好事，又常常无端杀害劝谏他的侍臣，太宗却睁只眼闭只眼，也不依法处理。撇开史书中唐太宗有关“法制”的光辉语录，对比研究贞观时期执法过程中随意性，诸如此类的事例还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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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太宗在位时，一直梦想恢复封建诸侯制度，而这种制度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最可能导致内乱和亡国。早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就想建立封建世袭制度。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唐太宗不顾魏征等大臣劝告，有旨命令官员起草封建条例，定等级，实行皇族与功勋大臣世袭封建。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6月，下诏，荆州都督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所任刺史，他们的子孙可以世袭，又以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刺史，也可以世袭。除非有大故，不得黜免。然而以唐太宗的脾性和手腕，将大臣分封在外又难免重演“狡兔死,走狗烹”或君疑臣反之类历史惨剧。我们就拿出生入死为唐太宗效力多年的尉迟敬德为例，贞观十三年二月，唐太宗就责问尉迟敬德说：“人家都说你想造反，这是为什么呢?”尉迟敬德这个夺槊陷阵智勇双全的猛将，当时吓得就解衣投地，露出为唐王室打天下留下的满身伤疤。“主公，我跟着你征战多年，破王世充、窦建德，后来又打败刘黑闼、徐圆朗，玄武门外，我一个人……。”打住，打住，别说了，兄弟。唐太宗有所感动，赶忙打住，真怕这小子把他底给掀了。你想想，连尉迟敬德这样的大臣都可能受到怀疑，还有谁敢放心地受封到外地去呢？同月，左庶子于志宁、侍御史马周等上梳谏唐太宗不要实行分封制，而长孙无忌等又上表不愿受封离京。于是唐太宗才下诏停止世袭封建。应该说唐太宗的分封梦就到此为止了。可是,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太宗在留与接班人的《帝范》中仍然对“封建亲戚”念念不忘！有史可查的20多年中，唐太宗一直想实行世袭分封制！这可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小事！唐太宗是否真心想分封功臣姑且不论，但他想分封皇子皇孙却由此可见是不争的事实。而历代分封、世袭致乱的史实又证明，分封诸侯乃亡国之路。

　　各位看管要说了，历史上如果那些三皇五帝要列举一两个过失，谁没有啊！眼睛不要老是盯着一个短处，但是作为一个帝王一个短处会要了很多人的命，造成的影响会改变一个时代。贞观22年，李世民对自己的功过作了总结：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尤有不及，固多愧矣。)太宗能在晚年对自己作出客观的评价，指出自己的过失，并不以为自己尽美尽善,实属难能可贵“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用来形容太宗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既然人家李世民自己都不客气了，咱也不能一味地为其当吹鼓手。下面我要说的是唐太宗安边失计，黩武祸民导致了扰外乱内的严重后果。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很多人都上奏说岭南冯盎反了，唐太宗命令发江、岭数十州兵讨之，幸亏魏征及时剖析形势，用三寸不烂之舌力辩其未反。事实证明魏征判断正确，才避免了一场迫在眉睫而且可能祸乱南中国的冤战。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高昌平定后，褚遂良建议立高昌子弟为藩辅，唐太宗却不纳谏，反发兵守其地，耗财扰民未得其利，以致突厥入寇，后悔不已。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拒不纳谏，先允婚真诚和亲的薛延陀，待其历经艰辛、翻山越岭，不远万里而来时，又耍诡计赖婚用心阴毒却埋下外交失信的后患。随后几年,唐太宗伐高丽时,薛延陀引兵寇边,唐十数州不得安宁。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起,唐太宗不听劝谏,多次大规模兴兵进攻高丽,劳民伤财而未能如愿。征战中甚至不采纳江夏王李道宗奇兵袭敌根本的正确战术建议,反屯兵于坚城之下,攻打安市近半年之久!终于兵疲粮尽而无功,不得不狼狈返回,悔恨无及。可悔恨之后,又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为了制造进攻高丽的大量海用战船,不但役及江南十二州民众,而且影响了中国西南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安定。

　　房玄龄死前劝谏不要再伐高丽，老臣句句带血的话说得唐太宗都要哭了。可是，谏归谏，战归战。唐太宗对房玄龄的进谏表扬一番后，仍然放手发动战争。终于在“蜀人苦造船之役”、“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卖儿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的情况下引起雅、邛、眉三州人民造反。朝廷不得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平定内乱，唐太宗本人也在人民的反抗声中暴病而亡。因此，由于唐太宗好大喜功，黩武祸民，扰外乱内，几乎重蹈隋朝覆辙。

　　李二同志有俭约为治之虚名，更有奢纵失度的实行。翻开史书，关于该同志俭约自律的语录比比皆是。可是据有关记载，“太宗常幸洛阳。颇见可欲。多治隋氏旧宫，或纵田游……”。翻开历史我们也能见到下面的记载。
　　贞观八年(634年)冬十月造大明宫。贞观十一年(637年)春,修飞山宫。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又新作襄城宫。
　　有人会说，当时天下太平，国库殷实，不搞搞形象工程怎么能凸显盛世气象。实际上当时并非天下无事，那几年由于赋役沉重，人民已经怨声载道，人们私下议论，即日徭役，似不下隋时。怀、洛以东，残人不堪其命……”，而在西疆唐朝的军队正与叛羌及吐谷浑打得不可开交。就在唐太宗说“天下无事”的上月，暴雨还使洛水成灾，淹死了六千余人。魏征力劝唐太宗纳谏，皇上现在正是多事之秋，你就不能少些游猎玩乐，与天下臣民共克时艰吗？唐太宗嘴上答应的很干脆，老魏，说的在理，我记下了，今天我有些累了，你也够辛苦的，我们回头再说这事。可是仅仅两个月后，唐太宗又到洛阳苑打猎去了。上行下效，吴王李恪当时也常去打猎，被侍御史柳范奏弹。唐太宗责怪长史权万纪没有把他儿子教育好，当时就叫人把权万纪拿下以正国法，杀了。唐太宗为此对侍臣们说：“权万纪不能纠正我儿子的错误过失，应该处死刑。”柳范进谏说：“房玄龄辅佐陛下时，尚且不能劝阻陛下您打猎，难道能单独处罚权万纪吗？”唐太宗恼羞成怒，一甩衣袖进了内殿。过了很长时间，太宗召见柳范说：“为什么你要顶撞我呢？”这柳范脑筋转得也快，赶快接话说：“我听说君主圣明，臣下才会正直。陛下您仁厚英明，微臣敢不尽忠直言吗！”太宗的怒气这才平息下来。仅仅几个月后的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又东巡入洛，次于显仁宫，宫苑官司因供奉不精多被责罚。

　　贞观十二年与十三年，风起云涌的反叛在巫州、霸州、巴州、钧州、明州、壁州、洋州、集州等地爆发。唐太宗一边疑惑“创业与守成孰难”，一边仍然巡幸田猎不已。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四月,唐太宗兴兵高丽的同时将终南山太和宫整修为翠微宫。七月,又增建玉华宫于宜春之凤皇谷,且每一次的大兴土木,所费已巨亿计”。 唐太宗如此作为,人民在“贞观之治”中的负担也就可想而知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