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武则天正在迎仙宫的集仙殿养病。张易之、张昌宗二人在集仙殿内听到外面喧嚣，拿着兵器出来观看时，被汹涌而来的羽林军将当场杀死，其同族兄弟也分别被杀。后来，张氏兄弟的尸身悬挂在天津桥南，长安的士庶百姓见了没有不欢叫相贺的，有的人还脔割他们的肉，一夕之间，张氏二人的尸身就只剩下骷髅架子。
　　武则天的那些花样男宠们！
　　
　　
　　
　　三、心理按摩师。我们当然无法否认武则天对“面首”的性需要，但他们对她的性满足，会更使她感到配偶情感的缺失。有人从生理学角度认为武则天和“面首”不会有“床第之欢”，由于从薛怀义算起，武则天已经是六十六岁的人了，就是再讲究养生，再服用春药，也很难想象她能过得了正常的性生活。但性爱是宽泛的，对于武则天来说，她一生中虽明媒正娶地嫁给过两个男人，可如前所述，她并没有得到满足，她的前半生可以说是性压抑者，性孤独者。所以她想从“面首”身上得到补偿，这里面有“疗伤”的成份，也有“变态”、“报复”的成份。可是这样做会为她除去性压抑、性孤独之病吗？从心理学角度讲，显然不可能。原因有二，一是“面首”的臣奴心态，只能作为武则天的“玩物”，不可能有爱情可言；二是一个在生理上已没有性能力的女人，面对这些美男子给她的“非常”性能力展示，这对武则天来说，除了能勾起点“性幻想”之外，恐怕只会更加地痛苦。况且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与臣奴之间也不可能“畅所欲言”，在这些花天酒地，寻欢作乐的浮华表面下，无疑隐藏着武则天更大的痛苦和孤寂。以上所述，显然，这么多的“面首”，更无一人可作武则天的理想男人。

　　从我们的分析来看，武则天终没有找到她的理想爱情。这除了以上的史实证明之外，从情感和美学原理上讲，也不难找到依据。一方面，爱情往往是权力左右不了的，武则天虽有着比别的女人更多的挑选对象，挑选了也有权力把他据为己有，可是无数事例证明，爱情作为人的主要生命体征，很难随波逐流。另一方面，“美在彼岸”告诉我们，武则天在现实生活中永远都不可能找到自己理想的爱情。

　　2、虎毒真不食子吗？
　　作为权爱交织的杰出的女人，世人崇拜她绝顶的才能和超人的智慧，世人也不屑于她的心狠手辣，冷酷无情。作为一个异数，武则天注定要留下一串串的谜。就皇位的传承来说，唐朝是一个味很浓的王朝，多位皇帝都是在经过谋杀案的洗礼后登上皇位的。譬如唐太宗在玄武门之变中谋杀了自己的两位兄弟，唐玄宗的皇位是在伯父、婶婶和姑姑一系列谋杀之后夺取的，唐代宗也是在谋杀了唐肃宗皇后之后才成功登基的，还有唐文宗的皇位也是从被谋杀的唐敬宗手里接过来的。不过，唐朝任何一位皇帝的皇位与武则天比起来，其味都只能算小菜一碟。正所谓做皇帝难，做女皇帝更难，武则天由一个皇帝的小妾一路长征52年，才最终坐上龙椅，其所经历的谋杀自然要多于常人。这其中，有六件谋杀案对武则天的帝业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将她由一个弱势群体者变成了那个时代最强的人。而这六件谋杀案中，有五次与其牵扯不清。

　　补充李世民一章
　　5、“金星白昼经秦地”一说，纯属扯淡
　　武德九年六月一日，太白金星于白天划过长空，据《旧唐书。天文志》的说法，金星白昼划过长空是预兆着会发生政权更迭。六月三日，金星再次于白天划过长空，太史令傅奕向李渊呈送密奏，称“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李渊将这份密奏转交给李世民，其用意是暗示要他自杀来澄清嫌疑。关于“金星白昼经秦地”一事，由于涉及到预言的问题，后世史家多斥为迷信，或斥为是李世民为自己继位寻找藉口而捏造出来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大致可分为两种：偶然性原因和必然性原因。即李世民的成功，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 最关键的一点“事在人为”。

　　首先李世民成功的第一个原因是他拥有一个人才济济的心腹集团，他们团结一致，投入战斗，因而致胜。当时李世民身边聚集了大量的人才，这一点是李建成所远远不及的，这一点早在太原起兵之前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不过，能吸纳人才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若仅仅是将各方人才集中到身边，而不能用他们，或这些人不忠心于己、为己所作，那也是有不如无。因此，李世民在聚集人才之余还能使这些人才为己效忠。前面已经提到过李世民收复尉迟敬德的故事。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当时尉迟敬德恐怕未必没有叛逃之心，只是他乃一代名将，声誉所系，一旦叛逃就一世英名付诸流水，所以他不能毫无顾忌地逃走。犹豫之间，若非李世民示之以诚，结果只怕大为不同。因此，在李世民的身边，既有房玄龄、杜如晦这些智计百出而又忠心耿耿的谋士，又有尉迟敬德、段志玄等不为重金所收买的猛将（李建成曾送金银珠宝给此二将，欲将之收买，但二人均拒绝，且于事后如实告知李世民），还有张亮不受严刑拷打所屈服、程咬金宁死抗旨等这样为之卖命的心腹。

　　反观李建成，虽然他手下也有魏征、王圭等良臣，但王圭在“杨文干事件”中被谪。至于魏征，史书所载他在李建成手下时的事迹只有两件，其一是劝李建成参与对刘黑闼的第二次战争以固东宫势力，其二是劝他及早诛杀李世民。除此之外似乎就没有什么作为了。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很可能后来魏征为李世民重用而成唐初重臣，史官因此而掩饰他为李建成办事的情况，所以不怎么记载他在东宫的作为。二是可能魏征在李建成手下真的没有受到很大的重用，所以无所作为。若情况属于后者，则更可见李建成在用人上与李世民的差距来。即使李建成有重用魏征，而东宫中可称道的谋士唯魏征、王圭、韦挺三人，武将唯薛万彻等寥寥数人，与秦王府中谋士有名者十八人以上、猛将更是如云之数相比，显然是相形见拙的。而从史书记载来看，李建成有要事商量，总只是与李元吉二人一起谈论，不见有什么心腹自始至终参与其中。而李世民身边至少始终有杜如晦、房玄龄、长孙无忌三人环绕在侧。他与这三人事无臣细、机密，都必定开心见诚地讨论。集四人之智慧，其谋划自是非同小可。

　　秦王府人才济济而又精诚团结，所以李世民的一切策划从无一次泄露于外。相反，东宫的机密却一再地被李世民事先掌握。如李世民事先得知李建成派人送武器给杨文干，才能以小化大，弄出一场“杨文干事件”出来。而后来他又提前得知“昆明池政变”的谋划，得以抢先而先发制人，发动玄武门事变。李建成两次收买尉迟敬德和段志玄，都告失败。李世民先后收买尔朱焕、桥公山、吕世衡、敬君弘等都获成功，且均在关键时刻助其一臂之力。 这里也涉及到收买的对象与策略。李建成专收买秦王府的高级官员将领，以他们对李世民的忠心，成功的机会甚微，反而打草惊蛇，可谓极不明智。而李世民不同，他压根就不会动念去收买魏征等人，而是专向那些地位较低但因参与行动而必定能得知机密的人下手。

　　第二个原因是李世民能控制玄武门，这是他取胜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过。玄武门在唐代多次政变中均处于关键地位，谁能控制它，就容易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取得胜利，因此乃兵家必争之地。事实上，唐代政变中有三次玄武门事变之多，只是李世民这一次最为著名，所以一般提到玄武门事变，若不特别说明，均指李世民发动的这一次。

　　这跟唐代长安宫城的设计有关。唐初打破了汉长安的格局，以北方为宫城重心，所以北门（即玄武门）成了影响宫城安全的最重要关口。
　　李世民作为军事家，对于这种战略要害肯定是特别敏感的。他收买禁将领、安插心腹亲信，至少有两年之久经营该地。这说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决非一时之间心血来潮、灵感涌现而致，而是经过细心策划、长期准备的。“枭雄兴亡录”中对此以下围棋来作比喻，有很形象的说明：“就像下围棋一样，全面处于劣势的一方，只能紧紧咬住一个可能的机会，置生死存亡于不顾，全力搏击，以求一逞。”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前面已谈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其导火线是李建成、李元吉设下“昆明池政变”的计划泄露为他所知，以及李渊转交傅奕的密奏有暗示逼他自杀之心。但此处又说到李世民在玄武门上已处心积虑达二年之久，则他发动玄武门事变又似乎非由上述两原因所引起。

　　这其实并不矛盾。李世民当初布置玄武门，就是为了不豫之需，是最后一步杀着，不到迫不得已的最后关头，他也不想用到这一招。原因有二：其一，以李世民当时兵力之弱（如上所述，是以不足一千人对抗东宫几万人），发动政变成功的机率实在微乎其微。若非李世民已到了走投无路、狗急跳墙之际，他怎么会愿意冒这大险呢？其二，这其中也有道德成份的考虑在内。因为玄武门之变，有史家说李世民是“具有雄才伟略而根本蔑视公认道德的政治家”，这种说法极不妥当。李世民决不蔑视当时的封建道德。相反，他是十分顾忌的。否则他就不必千方百计在后来编写史书时干预史官的著撰，将“玄武门事件”作道德上的美化了。

　　只是，在那个生死存亡取决于一念之差的时候，李世民已无暇去顾及道德不道德了。一旦在这种政治斗争中落败，不仅是失了权柄，丢了性命，全家覆亡；又据中国传统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观念，一切罪过和难听的名头都将派到失败者头上，那时身败名裂，李世民留在历史上的将是一个野心家可耻地覆灭的记录。顾念道德，不外也是为了留下一个身后美名。这下子还有什么身后美名可言？所以在此之前，如在“杨文干事件”中，李世民还可以答应李渊的要求，不杀李建成，以免有杀害同胞兄弟的道德污点，可见他还是非常顾忌道德的；但正是在“杨文干事件”之后，李世民已意识到欲以不流血手段击败李建成已是不可能。

　　有趣的是，恰恰是在那个时候，他将常何调入长安屯守玄武门。只是未到最后关头，李世民还是不愿轻易走这一步棋的。但到了玄武门事件前夕，血腥已经扑面而来，不是你抢先动手杀人，就是被别人抢先动手杀你。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件，还是有其迫不得已之处的。只是应该指出的是，形势逼人是主因，道德考虑是次要的。而这种形势逼人，最初的成因却也在于李世民个人不甘屈居于李建成之下的野心所致，李建成并不是始作俑者。

　　其实当时李世民面临的并不只有发动政变一途。如前所述，他还可以潜逃出长安，到洛阳召集支持力量来与李建成周旋。而李建成等人事实上也几乎都认定他会选择后一条路，所以没有防备到他会选择发动政变。料敌不准，错失先机，才造成了李建成最后的失败。李世民大概是有想到这一个选择的。因为后一条路，至少在表面上看来，较之发动政变所冒的风险要少得多。但正因为如此，所以李建成及许多人才料定他会这样选择，那么李建成必定已设下计谋来对付。李世民可能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出乎众人意料之外，采取了看似冒险的政变。

　　在李建成已有防备的情况下，逃出京城，一路上关卡重重，未必能成功。而发动政变，只要在一开始就击杀李建成这主脑人物，控制李渊，即使兵力极度悬殊，还是有希望取胜的。事后的发展果然一如他的预料。其实当时李世民获胜，还与其先发制人的战略有关。在争权的总形势来说，李世民是主动的。但在武德后期，李世民逐渐处于劣势下风，李建成等一再打击秦王府的势力，李世民已转为被动挨打的地位。而在玄武门事件中，李世民抢先动手，再次占了先发制人之利，在这一点上大大弥补了其兵力不足的弱点。这对李世民在整场争权斗争中地位的多次转变，分析得非常中肯。

　　在玄武门事变前夜，据史书所载，李世民曾召集秦王府的将领谋士来商量。众人纷纷劝李世民先发制人。李世民叹道：“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
　　尉迟敬德反对说：“人情谁不爱其死！今众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祸机垂发，而王犹晏然不以为忧，大王纵自轻，如宗庙社稷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
　　长孙无忌也说：“不从敬德之言，事今败矣。敬德等必不为王有，无忌亦当相随而去，不能复事大王矣！”
　　但李世民仍说：“吾所言亦未可全弃，公更图之。”
　　尉迟敬德进一步苦劝：“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也；临难不决，非勇也。且大王素所畜养勇士八百馀人，在外者今已入宫，擐甲执兵，事势已成，大王安得已乎！”
　　李世民还欲以占卜来决疑，张公谨见了抢过占卜的龟具，掷到地上，道：“卜以决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