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需主要包括美国军队直接向日本购买的军需品、武器修理、基地扩充建设工程、运往朝鲜半岛的救济物资、铁路运输、船只租赁等等。
　　战时物资种类十分广泛，有布料、汽车配件、煤炭、水泥、建筑钢材、有刺铁丝等等。另外，换防和休整的美军在日本的日常消费等，也都属于特需范畴。朝鲜战争停火后，韩国国内经济恢复所需的物资，也在日本订购，也属于特需的范围之内。美国驻日大使甚至说：“没有日本，朝鲜战争就打不下去。”

　　吉田政府充分地利用了这一机遇，一举扭转日本疲软的经济形势。许多日本中小企业也借机摆脱困境，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如松下幸之助创立的松下电器公司，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前，每月销售额仅几千万日元，6月以后销售明显好转，并终于有了盈余。这一年松下公司接到各类战争必需品的订单，包括干电池、蓄电池、通讯机、电灯泡等总额近4亿日元。
　　朝鲜战争特需一举将日本经济从谷底托起，民众的生活也随着经济的复苏而好转。此时的日本报纸刊出这样的标题新闻—“再见，竹笋式的生活”。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大为缓解，粮食限制政策终止，布票也宣布取消了。
　　特需几乎涉及所有的行业，合同额巨大且逐年增长。因为战争本身就是一场物资和金钱的消耗战，战争机器的运转完全是以金钱作为润滑动力的。
　　面对大量的需求，电力、钢铁、运输和煤炭工业感到力不从心，不得不增加厂房和设备的投入，引进国外技术，以满足需要。
　　为了振兴工业，吉田政府采取了鼓励资本积累的政策，使设备投资和技术投入成为可能。政府还利用国家基金，于1950年成立了日本出口银行，1951年又成立了日本开发银行。前者为促进出口提供经济援助，后者为重点工业中的厂房和设备提供低息资金。吉田在尽最大努力来推行日本的经济重建和发展。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金森久雄曾对“特需”与日本经济的关系做了这样的描述：“若是有了道奇方案而无朝鲜战争，或者是没有道奇方案而有朝鲜战争，不论哪一种情况下，日本经济都将陷入不可收拾的境地。所幸两者都发生了，从而产生了最优的‘组合’。”

　　朝鲜战争特需的出现，使日本的出口物资猛增，金额成倍增加。1950年日本出口额为92400万美元，而1949年仅为53600万美元。日本政府外汇储备迅猛增加，1949年底为2亿美元，1951年末增至9.42亿美元，到1952年11月又增至11.4亿美元。
　　从经济指标看，以1934～1936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为100，则1950年为64.7，1951年为99. 0，1952年为110.6，1953年为119. 1。“特需”使日本经济恢复到了战前水平。
　　日本方面将1950～1953年间由朝鲜战争特需给日本经济所带来的繁荣，誉称为“特需景气”。日本经济学家则称其是“从天而降的大繁荣”。
　　日期：2019-11-18 21:11:22
　　“防卫力渐增策”

　　吉田茂是一位有国际视野的政治家，对自己国家所处的地位、阶段有着清醒认识。因而，在其治国方略中，首推经济中心主义国策，其他所有内政和外交方面的政策，都必须为这一中心国策服务。为了保证经济中心主义国策的顺利实施，他在国防政策上可以说是非常固执地奉行“防卫力渐增策”，也称“轻武装论”。
　　固执到什么程度？固执到敢于阳奉阴违虚列防务经费，固执到将此作为日美媾和谈判中不可动摇的一条底线。
　　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克阿瑟指挥驻日美军直接入朝作战，日本列岛防务一时间陷入真空状态。7月8日美国代理国务卿杜勒斯建议麦克阿瑟重新武装日本。于是，麦帅紧急致函吉田茂：命令日本政府采取适当的措施，新设立7.5万人组成的丨警丨察预备队，并且为扩充海上保安厅的现有力量增加员额8000人。经费从日本赔款中开支，装备美式武器，由美国军事顾问指挥。
　　当时吉田正在箱根度假，当池田将这一消息告知他时，吉田认为这是加强丨警丨察力量的绝好机会，而且是用战争赔款，等于是用美国人的钱扩大日本丨警丨察队伍，因而异常欣喜，当即就命令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具体落实措施。
　　8月10日，吉田政府便雷厉风行地完成了丨警丨察预备队的组建工作，宣布正式成立丨警丨察预备队。吉田对丨警丨察预备队的性质作了这样的解释：他们不超出治安范围，不准备创造加入联合国军的条件，也不准备重整军备，其目的是维持国内治安。因此，它的性质不是军队。
　　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后，美国军方要求重新武装日本的呼声日渐增强。1948年年底，五角大楼就制定出重新武装日本的具体计划。驻日美军第八军司令艾克尔伯格直言不讳地说：“日本人可以建成世界上最便宜的步兵，不加以利用是愚蠢的。”当吉田奉命组建7.5万人的丨警丨察预备队时，艾克尔伯格认为数量太少，根本无法满足美国亚洲战略的要求。
　　朝鲜战场的形势发展日渐严峻时，美国方面要求日本增建10个师团，总计32.5万人的地面部队。这样做的目的，既是为了减轻美国方面的负担，也是为缓和美国国内舆论压力。因为美国人认为美国政府不应该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去保卫昔日敌人的安全，日本应有自己的防卫体制。麦克阿瑟更是从宪法的角度发表谈话：“（新宪法）并未否定日本的自卫权”，为日本重整军备提供宪法依据。
　　对于美国方面重整军备的要求，吉田采取的对策就是一切以日本的需要和能力为取舍标准，绝不盲从。
　　当时正是日美媾和谈判的关键期，为了应付美国特使杜勒斯访日时必将提出的日本重整军备问题，避免军备问题成为阻碍日美媾和的暗礁，吉田亲自召集一批值得信任的人士组成研讨对策小组，并经常在自己的目黑府邸开会，为吉田同杜勒斯进行交涉研究方案。
　　为美军提供海、空军基地，吉田及其阁僚对此并无异议，而且巴不得这样，一来日本可以暂时不必大规模重整军备，二来日本又可以免费乘坐美国的安全车，由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来担当保卫者，可以高枕无忧地发展经济。
　　但是，对于美国大规模重整军备的要求，吉田断然拒绝。

　　吉田认为重整军备尤其是重建现代化的军备，需要耗费大量资金，会严重阻碍日本经济复兴的进程。他说：考虑重整军备这件事本身，就是愚蠢透顶的事。“在当前的经济状况下，只要修建一条军舰就会打乱整个政府的财政。”
　　吉田创造性地提出了“轻武装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防卫力渐增策”。根据他的设想，实行防卫力渐增策可以缓解捉襟见肘的财政紧张状况，减轻对经济复兴的压力，又可以应付来自美国政府以及日本国内右翼政治势力的强烈要求。可以说这是缓和各方矛盾的最佳选择。
　　吉田采取防卫力渐增策的原因，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之外，还有两个因素也是他不敢轻视的。
　　其一，是日本国内民众对重整军备持强烈的反对态度。日本国民在狂热地投入到赌国运的战争后，突然发现不但亡夫丧子，就是这个自诩为“神国”的国家，在这场错误战争中也都输得血本无归。巨大的战争创伤，使日本国民从感情上讲无法接受重整军备的现实。吉田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其二，是亚洲邻国的强烈反对。吉田深知岛国日本自身资源贫乏，必须以贸易为立国之本，而亚洲邻国因与日本在经济上有阶段性的差距，日本的海外市场必须瞄准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各国。这些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受过日本侵略战争的蹂躏和破坏，反日情绪极为强烈。战争刚刚结束仅几年时间，日本就大规模重整军备，无疑是对这些亚洲弱小邻国的再次伤害。
　　后来的日美媾和谈判过程中，杜勒斯坚持认为：从当前国际局势来看，日本继续保持没有军备的状态，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的。因此，作为媾和条件，日本必须重整军备。
　　吉田意识到，单靠自己这样一位被占领国首脑，显然无法同杜勒斯相抗衡，必须借助美国驻日最高代表麦克阿瑟的影响力。当杜勒斯经朝鲜来日访问时，吉田立即先拜访麦帅，他说：杜勒斯先生从韩国来日本的时候，肯定会提及日本的重整军备问题。正如统帅您所知道的那样，日本不具备重整军备的条件，日本人非常贫穷。所以，杜勒斯先生如果提出日本的重整军备问题，日本只能拒绝。”对此，麦帅表示理解并答应帮助说服杜勒斯放弃重整军备的要求。

　　杜勒斯对吉田的抵制态度十分恼火，回国后，他对同僚说吉田“是一只懒得重整军备的老狐狸”。但即便如此，1951年9月签署的旧金山媾和条约还是体现了吉田的“轻武装论”要求，杜勒斯没能达到他的目的。
　　此外，日本政府在制定1952年度预算案时，美国政府强迫吉田内阁以“安全保障费用”的名义，列入560亿日元经费，用于扩充军备。吉田政府就在支出、使用这笔费用上大作手脚，迟用不用或很少动用，以延缓实际支出，直至1955年这笔费用才基本用完。这表明吉田政府虽表面上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并不是每令必从。
　　正是在吉田茂这种着眼日本现实的务实主义思想指导下，日本防务费支出始终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基本未对经济复兴造成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