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9-11-26 10:08:54
　　“长袖善舞”
　　1964年11月9日，佐藤终于登上梦寐已久的相位。上任之初，鉴于本派势力不大，他完全接受了池田前首相提出的让位条件，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前内阁所有成员，还声称继承前内阁的既定方针。因此，佐藤内阁成立后的一年左右，人们几乎看不出新内阁有哪些特色，因而被称为“幻影内阁”。
　　但是，如果就此认为佐藤是一个没有能力、无所作为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他是一个工于计谋、长袖善舞的政客。在历任首相中，他被公认为长于“人事和金钱”。
　　先说“长于人事”。
　　稳定了一个时期之后，佐藤觉得自己已基本可以掌控局面，便开始动手改组政府和党内人事。1965年下半年，为适应从池田体制向佐藤路线转变的需要，以本派为主体，网罗党内其他一些派系，佐藤组成了所谓“全党一致的实力人物内阁”。其后，又逐步改组，结合佐藤派、岸（信介）-福田（赳夫）派和原池田派，建立所谓“主流三派的联合体制”，依靠佐藤-福田阵线，树立了佐藤方式的人事体系。此后，通过平衡操纵他的“三根支柱”，即先后在他手下任大藏大臣、外务大臣、自民党干事长的福田赳夫，任自民党干事长、总务会长、通产相的田中角荣和“大型内阁官房长官”、居于副首相地位的保利茂等三人，顺利达到自己长期执政的目的。

　　佐藤特别巧妙地利用了他的“两张王牌”—福田和田中之间争夺继任首相职位的矛盾，让他们互相削弱，彼此牵制。福田曾被称为“首相的继承人”。佐藤在任后期，也有意为“福田政权”铺平道路，但遭到与原池田派联合的田中坚决抵制反对。在佐藤内阁的历次改组过程中，“角福战争”逐步升级，一度形成在自民党内完全为川岛正次郎（时任自民党副总裁）与田中角荣联合阵线所控制，而在政府内则为福田-保利体系所控制的对立局面，甚至频频爆发正面冲突。而“佐藤政治经常是在掌握福田与田中两者之间的平衡中发展的”，这其实正是佐藤下大力气“谋求派系均衡的人事安排”所追求的结果。

　　“人事的佐藤”如此有效地操纵政权，还得助于他布下的庞大情报网。有人说佐藤耳目之多、消息之灵通，以至无论在自民党内还是在野党内，“只要发出像一根针落地那样的声响，他马上就会听到”。此外，佐藤一向沉默寡言，内心的想法从来秘而不宣，每次人事变动，常令对手猝不及防，从而增加了这种“政权操纵法”的有效性。
　　正是通过频繁调整党政人事，有效控制党内派系势力的消长，佐藤在党内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此外，由于经常更换内阁成员，使佐藤能够一再摆脱政权危机。在他执政期间，先后有五位内阁成员因疑案、失言等事件受到社会谴责和国会弹劾，但因佐藤及时行使罢免权，总是不等大火烧到自己身上，便使事态迅速平息，像“蜥蜴断尾”一样，一次次成功脱离险境。
　　再说“长于金钱”。
　　在日本，政治献金是公开合法的，就如自民党自己说的：“政治家就是要用别人的钱。”财界花了钱去扶持党派，自然也有发言权。比如在吉田茂政权末期，财界也要求吉田内阁下台。当然，政治献金在之前是混乱无章的，很多和贿赂行为难以区分，这才会出现“造船补助”事件。

　　为了“净化”政治献金，在1955年1月，“经团连”的副会长植村甲午郎倡导成立了一个“经济再建恳谈会”，其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向各大党派提供资金的“捐款”团体。他们声称之前是某一个公司、行业向政党捐款，容易被人怀疑是贿赂，现在则是把所有捐款先交给“恳谈会”，资金都“搅拌”在一起，分不清是谁的钱，这样就不会被人怀疑有特定的目的性了。但其实这些钱90%以上都流向了自民党。

　　掌握充足的政治资金，就有了维持政权的起码资本。佐藤本人有“超常的”募捐能力。办法之一是通过身边的助手和亲信，与财界人士保持密切的联系，以各种名义，定期或不定期地与财界人士聚会，如“长荣会”、“心道会”、“三水会”、“月一会”、“旧制五高同窗”、“首相周围亲戚会”等，参加者不外是财界各方面的实力人物。仅1965年一年，自民党收到的政治献金就达48亿日元，相当于池田在任四年总和的一倍半，创了历史纪录。正是由于有如此充裕的资金，自民党在历次大选中都能处于主动地位，确保其内部虽派系林立却分而不裂，因为各派系都需要从党的总部获取经费。

　　看看佐藤任首相时下午6时以后的活动安排，就可以知道其“超常的”募捐能力为何如此强大了：一天工作完了的佐藤首相，只要不到镰仓休养，就频繁出入于柳桥、赤坂、新桥的饭馆，出席围着佐藤首相打转的各种聚会。佐藤出席的主要聚会有19种。假设这样的聚会每个月各有一次的话，除去静养的日子，佐藤首相差不多三天之中有两次。这些聚会是必须出席的，因此佐藤的忙碌程度也可想而知。

　　这类聚会大多数与佐藤派募集资金有关。但所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拿了别人的钱，就得听别人的话，替别人干事，虽然并不一定“一手交钱一手办事”那么清楚直接。比如由佐藤派财界人士组成的长荣会，成员有新日铁总经理稻山嘉宽，富土银行董事长岩佐凯实等，都是垄断资本的代表人物。因常通过晚上聚会的形式给佐藤募集资金，自然就有机会对佐藤内阁的决策提出各种意见，所以被称为“夜晚的阁议”。

　　佐藤还组织各行业、各地区的聚会，例如“十八日会”是日本银行政策委员新关、前三井银行董事长佐藤等三井系首脑的会；“吉兆会”是日立造船董事长松原、关西电力公司总经理芦原义、松下电气公司董事长松下幸之助等关西财界首脑人物的聚会。佐藤把这些聚会的具体运作委托给保利茂、爱知揆一、田中角荣等“左膀右臂重臣们”，这些“重臣”也就拼命干着抓钱的事情。
　　佐藤曾有三个政治资金集团，即育成会、政经研究会、亚细亚研究会。关于这三个团体的作用，佐藤派的干部守口如瓶。一般认为，育成会是佐藤派经费筹措团体；政经研究会、亚细亚研究会是两个特务机关。所谓的特务机关是指以维持、强化和扩大本派系，破坏其他派系为目的而成立的机构。
　　例如，政经研究会于1964年7月的总裁选举前就开始很快筹措了大量资金，在组织方面到处花钱，因而这次选举被称为“历史上最大的实力战”。1964年上半年以“研究费”名义领钱的议员有桥本登美三郎、木村俊夫、竹下登、渡边夫等，多者领了1800万日元，少者也领了300万日元。这些议员都是佐藤派的中坚干部，由他们去拉拢其他派系的主要干部。仅这一年政经研究会就筹集和支付了超过两亿日元的资金。

　　再以育成会为例，看看它1966年下半期即6-12月的“日常消费”情况就可知其平时的运作内幕了。
　　1966年共收入1．8亿日元，其中，下半期的支出是1﹒02亿。接近全年收入的60%。而且，下半期支出的一半以上即5360万日元以“调查费”的名义给了当时的总务长官冢原、官房长官木村及田中角荣等佐藤派的骨干。“调查费”调查什么呢？其实就是活动经费和个人补贴。
　　1966年7月18日给冢原氏等九人各300万日元，同年12月10日又给田中角荣等7人各300万日元的“调查费”。而同时期给自民党前尾派同样名目的钱每人只200万日元左右，对佐藤派“忠诚程度”差的派系更只有50万日元。由此看来，终究是占有“政权宝座”的佐藤派补贴最多。此外，在中元节和年末期以“组织活动费”的名义给几个主要干部以200万日元的“特别配给”。这样，佐藤派干部以调查费、组织活动费的名义每年有500万日元“光明正大”地落入了自己的腰包。

　　佐藤派还对各类报纸、杂志等以广告费、赞助费的名义付给巨款，让它们刊登一些“吹喇叭抬轿子的记事”，借以沽名钓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