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听了眉头微翘，显然心情很好。陈伯康也感觉得到自己的话起了作用，但不敢再有多余话语，深怕激起反作用。
　　戴笠思索了一番后，问道：“伯康，听说你自己花钱向人求教上海话？”
　　陈伯康一愣，他知道这事了，有些尴尬的回答道：“先生也知道这事，让先生见笑了。这事倒是让一些同学笑话我，说我傻。”
　　戴笠笑了，突然用上海话说：“这怎么能说你傻呢，要是他们都像你一样，我们的工作就会好做很多了。”
　　陈伯康又一愣，反应很快的又用上海话说：“多谢先生的理解，也感谢先生让我能明白这种工作的意义。”

　　这番上海话的恭维让戴笠很高兴，站起来说：“伯康啊，你先回去收拾一下，接到命令就出发。”
　　陈伯康大声回答：“是！”
　　1939年1月中旬，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天主堂街（四川南路）相交的法租界一栋建筑的房间里，一个大约20岁左右的年轻人正在埋头对着手中的稿件认真的校对。
　　这个年轻人是来到上海才三天的陈伯康，他现在是在《大美晚报》上班。这份工作是通过内线的人给安排的，具体是谁，陈伯康并不清楚。
　　对于《大美晚报》的情况，陈伯康上班后有过了解。这家报纸是旗帜鲜明的表达抗日立场。正因为报馆对抗日的态度明确，旗帜鲜明，使汪精卫非常恼火，想对该报馆采取措施，可该报馆在英法的租界内，不在其管辖范围，无法采用正面手段，便依靠流氓汉奸特务的威逼恐吓，但大美晚报依旧没有屈服。

　　在这家报馆里工作，陈伯康感到还是挺不错的，至少不用去考虑除了反抗日寇以外的事情，不像在学校的时候整个人神经兮兮的，对什么人都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小心戒备，就怕出了一点错，又被人打了报告，现在反倒让自己的精神放松了不少。
　　陈伯康来上海的事可是一波三折，本来戴笠想让他跟着自己在秘书处工作，可在那天晚上两人交谈后，思虑再三，还是决定让他先到下面锻炼一下，过段时间再调回来。
　　戴笠在调派他的时候，发现陈伯康成长的环境限制了能安排的工作，本来能调派的地方不多，无非就是北方的北平、天津，南方的上海、南京。戴笠又在学校其他教官处具体的了解了他的情况后，最后拍板让他到上海去。
　　在出发前，戴笠又派人跟他交代，到上海后等候领导的通知，服从领导的安排，一定要好好表现，不要给他丢脸。
　　陈伯康兴致勃勃的踏上了前往上海的道路，先是坐飞机到香港，然后坐船到上海，没想到在船上得到消息，汪精卫在河内发了‘艳电’宣扬投降。这让陈伯康气愤难耐，怒火上头，想着到上海后，一旦汪精卫回到国内，一定要寻找机会除掉这个汉奸。
　　现在工作的问题解决了，生活就稳定了，至少他不会为了衣食问题而担忧。但是，让陈伯康没想到的是，到上海三天了，区长以及其他上级领导并没有派人给自己安排任务，更别说接见自己了，这让他有些不明所以了。
　　陈伯康很明白做他们这行，都是单线联系，不会牵扯到其他人，所以他不知道自己上面的人是谁，也不知道直接领导自己的是谁。可为什么还没有安排自己的工作，难道自己的上级认为自己不可用，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安置，这才把自己暂时安放在这里，可也总不能一直在这家报馆呆着不展开工作吧。
　　陈伯康心里很是按捺不住，自己是初来咋到，一切事物都是两眼一抹黑，人生地不熟的，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先这样过一段时间再说了。
　　其实事情并不是陈伯康所想的那样，他不知道的是现任的区长现在正焦头烂额、愁云满布，被人家架在火上烤着呢。

　　军统局现任上海区区长是王天目，去年下半年才从天津站调过来，之前在天津站也是当区长。调任原因是由于上海区前任区长周伟龙被抓，暴露了身份，已经不再适合继续担任区长一职，同时上海区的工作也受到影响，日常工作继续运转困难。戴笠经过再三考虑，这才调王天目到上海担任区长，希望他能够尽快把上海区的工作给恢复起来。
　　王天目到上海后，由于工作环境的变动，认识的人少，熟悉的人也少，手上能使用的人不足，工作起来非常不便，加上副区长赵天理对他当区长心中不服，时常对区长王天目发布的工作安排不予回应，直接造成上海区的工作形如瘫痪。
　　这时的王天目哪里还有心思安排陈伯康的工作，来了上海快半年时间，工作成绩看不到不说，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向戴笠戴老板交代的问题，如果在春节前还不能做出点成绩，到时候就不是交代的事了，而是自己这个区长的位置也没脸再继续坐下去了。
　　陈伯康知道自己的区长叫王天目，也知道这人是军统里的头号特务，这是听某个教官说起过，他和其他三个人好像叫什么“四大金刚”，可惜没见过真人。

　　陈伯康现在的住所是在南市（今黄浦区大部地方，包括老城厢的豫园等地方）的露香园路一带，俗称九亩地，靠近城隍庙、豫园，周围基本上都是居民区住宅。南市区包括上海的老城厢、十六铺等地，是上海本地文化的精华所在。自淞沪战役结束后，难民们陆续的回到原来所住地，特别是靠近租界的地方，一些人靠着跑单帮或者到租界里的工厂上工，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吃饭问题基本不存在了，至少不会饿死人了。

　　陈伯康的房子是租的，一进一出的石库门样式的房子，还不错。不是那种难民们住的房子，四处漏风，漏雨，说个话隔壁都能听得见，而是租界当局修的。本来是个大房子，为了解决难民的居住，就把房子给改成了5套房子，陈伯康只是租了其中最小的一套。
　　工作和房子都是上海站的人早就准备好了，所有的证明和相关资料都已发给总部，只是不知道具体是谁来，什么时候来，也就是说，不管是谁来，带上手续和资料，就可以工作和入住了。
　　陈伯康来上海是一个人，没有人迎接安排，来的路上，送行的人对他说了句忠告，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更不要相信他人的帮忙之类的话语，否则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甚至还会给组织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对于怎么和接洽人员联络只给了一个紧急联系方式，一般情况是不会有人接头的，所以有些事情，或者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他自己一个人去面对，去解决。
　　陈伯康忙完了校对的工作，伸了伸懒腰，觉得有些饿了，伸手往怀里摸了去，还有几十块钱，那是戴笠派人给的200元置装费剩下的。他用置装费置办了三套行头，一套是冬装的棉袍，一套是夏装的布袍，还有一套是西装，如此一来，两三年内是不用再购买衣物了。
　　在街道拐角处，陈伯康吃完饭，又回到报社。在报社里，向毛编辑请教了一下，问还有没需要校对的文稿。毛编辑很是热情的看了看桌上的文稿，然后告诉他，现在没有了，时间也差不多了，他可以先回去了，明天再来。现在的工作要求陈伯康如果能够提前完成，就可提前下班回去，否则就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