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泽，字汝霖，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据传说，宗泽出生前，他的母亲刘氏曾梦见天空出现猛烈雷电，有光照耀其身体。
　　宗泽虽家境贫寒，但却酷爱读书、勤奋好学，加之父亲也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因此，宗泽从小从小就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

　　元祐六年（1091年），年已33岁的宗泽，参加科举考试，“赐同进士出身”，从此开始步入仕途。
　　宗泽生性耿直，是一个忧国忘家之人，这样的人在官场上历来不受欢迎，一直到靖康元年（1126年）宗泽才迎来了官场上的春天。
　　靖康元年初，在御史大夫陈过庭的推荐下，宗泽被借以宗正少卿身份，充任和议使。但是，有人认为宗泽刚直不屈，恐怕有害于和议，钦宗把宗泽派往战争前沿的磁州(今河北磁县)任知府。宗泽当日就独自骑马上路，随从的只有十几名老弱士卒。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康王赵构再次出使金营，途经磁州时，宗泽拦下了赵构，赵构也就借机转回相州(今河南安阳)。

　　大元帅府建立之后，宗泽一直受到黄潜善、汪伯彦的排挤，赵构也不喜欢他。靖康之变后，赵构登基，宗泽前往南京应天府朝见赵构，后经李纲推荐，宗泽就任东京留守。
　　宗泽深知金国灭宋之心不死，秋高马肥之际，必是金国入侵之时。因此，就任东京留守之后，宗泽加紧备战。凭借着深得人心，又理财有方，在中原百姓的支持下，宗泽基本上解决了军需的供给。
　　宗泽出榜召募义士守卫京城，造了一千二百辆战车，根据附近的地理形势，在城外建立了二十四座壁磊，以拱卫京师。还团结军民重建黄河防线，连接河北、河东义军的山寨、水寨及陕西义士，沿河构筑堡垒，扎下联珠寨。京畿濒河七十二里的重点防线，沿线开挖深广丈余濠沟，沟南侧密植“鹿角”，命十六个县的将士分段负责守卫。
　　中原地区盗贼横行，其中王再兴、王贵、王善均有一万或数万之众横行于黄河一线，杨进的十几万人流窜于京东路、京西路。宗泽深知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是为饥寒所迫而铤而走险，有了钱粮，宗泽就有了招降他们的条件，又对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义，各路盗贼一一投到了宗泽麾下，转变成为抗金力量。

　　据说当时东京留守司麾下已有近百万之众，不少人认为只要赵构坐镇东京，挥军北伐，定能赶走金人收复失地，恢复北宋旧疆，最不济也能守住黄河防线。
　　事实上，这所谓的百万大军，完全不靠谱，招降的盗贼和忠义民兵占了绝大多数，正规军只占很小一部分。这些人之所以投奔宗泽，无非是为了混口饭吃，要靠他们与金人决一死战，那就自寻死路。
　　关于这一点，朝中大臣大多也心知肚明，赵构当然也不例外。因此，当宗泽一次次叫赵构坐镇东京的时候，赵构只是温言抚慰，肯定宗泽的忠心，但就是不挪窝，先是在死赖在南京应天府，后来干脆逃离中原，躲在扬州寻欢作乐。
　　难道宗泽读书读傻了吗？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想不明白吗？当然不是！
　　我们常常把一国当中独一无二的人才称为国士。说起南宋初年谁可以称为国士，可能大家会有不同的意见，大家心目中的国士也无非是李纲、赵鼎、张浚、岳飞等寥寥数人，这里面肯定不会有宗泽，毕竟宗泽在历史舞台上发挥自己能力的时间太短了，他的很多措施根本来不及实施就过世了。
　　正是如此，所以我们低估了宗泽，大大低估了宗泽。在我看来，真正称得上国士无双的，首推宗泽，正是有了宗泽，才有后来的岳飞。
　　宗泽明知道东京留守司麾下的百万之众是水货，但还是坚持要赵构前来坐镇东京，并不是想要赵构去送死，而是对赵构寄予厚望，他是将赵构当做千古圣君来对待的。除了改变赵构以外，宗泽也想改变南宋。无情的宋金战争将宋朝“祖宗家法”的缺陷暴露无遗，要想打败金国，就必须改变南宋，而能改变南宋的只有未来的一代圣君赵构才能做得到。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宗泽的想法和做法，看看宗泽能不能称得上“国士无双”。

　　宗泽之所以收罗“百万大军”，其实是在学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光武帝刘秀。刘秀能平定天下，实际上靠的是“收群盗之用”，故刘秀有“铜马帝”之称。
　　这所谓的“百万大军”都被宗泽冠以“忠义”的名义，其实他们只是一群乌合之众，投奔宗泽也无非是跟着宗泽有饭吃，跟“忠义”没有半毛钱关系，宗泽用他们就一个字“急”。因此，宗泽并不打算用他们来固守中原，而是用他们来北伐金国，宗泽所有的意图和抱负，都可以直接间接通过北伐金国实现。
　　具体说来，宗泽北伐金国有如下意图：
　　第一，可以通过战争大大消耗金国的力量，确切地说消耗金国为数不多的人口。

　　据史家推测，一般认为女真族的人口数量应在100万以下。从公元1115年建国起，金先是用十年时间灭掉了辽国，而辽国人口估计在2000万左右，这已经是蛇吞巨象了，女真人要统治偌大辽国已经很不容易。
　　北宋人口远超辽国，预计超过1亿，金国无论如何也无法再一口把宋吞掉。这也是当年金灭北宋之后，不得不扶持张邦昌伪楚政权的原因。
　　到了赵构即位的时候，河北路仅真定府、怀州、卫州、浚州在金军的控制之下，河东路也只丢了忻州、代州、太原府、泽州、潞州、汾州、晋州。陕西、河南、山东更是全境未失。
　　事实上，金军并没有全部攻下这些城池的能力，即便有这个能力，也承受不起那么大的伤亡，要知道如果拼人员的消耗，那金国绝不可能耗得过宋朝。
　　第二，可以通过战争整编原来的禁军，淘汰低劣之兵，提高军队素质，组建敢战新军。
　　北宋末年的宋金战争，将宋朝军队，尤其是宋朝禁军战斗力的低下暴露无疑。这不仅是由于“重文轻武”政策的长期影响，更多是因为宋徽宗赵佶长达二十多年的“轻佻治国”，尤其是童贯、高俅之流成为军事统帅之后，长期以来贪赃枉法、卖官鬻爵，任人唯亲，赏罚不公，终于造成了积重难返之势。
　　到了宋金战争爆发之后，北宋的军政和军队风气已经极度败坏，士兵们无报国死敌之志，畏敌如虎却丝毫不畏惧军法，将帅在士兵面前已经失去了公信力。这样的军队，肯定无法应对接下来的宋金对决。
　　当务之急，唯有确立严厉的军法，在战争中淘汰原禁军中那些无战斗意志的低劣之兵，培养一支纪律严明、英勇善战、悍不畏死的精锐军队。
　　当然，更要培养新的军队。赵构的新朝廷完全具备条件组建新军，在建炎元年，兵源是不成问题的。两河人民被迫背井离乡，大量难民南涌，生计无着，其中的青壮年完全可以招募为兵。
　　还有，在战争的逼迫下，有些百姓自己拿起了武器，组成了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忠义社，他们为保卫家园而战，其战斗意志远比北宋那些一触即溃、不战自溃的禁军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