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道救时 不一样的曾国藩》
第33节

作者: 扬光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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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丰二年(1852年)秋,郭崑焘有《寄怀刘秀才蓉二十四韵》,表达对刘蓉正本清源的敬佩之情,有云:
  “蹉跎豪气敛,
  钻仰道根深。
  诸子方殽乱,

  遗编费酌斟。
  研精穷至理,
  挥手拨重阴
  ……

  奥窔升堂入,
  渊源凿空寻。
  会看鸾鹤举,
  尽废蝈蛙淫”。
  由此来看,郭氏很可能读过《<思辨录>疑义》,并高度赞同。
  各位看官,如果仅仅认为刘蓉是一个埋首故纸堆的学术之人,以为他只知学问之腐儒,那就大错特错了,他还是颇有建树之大才。

  经世致用志其学。经世是程朱理学的固有之义,刘蓉重视经世则为理所当然。为此,他和罗泽南都很重视实用之学,为经世实践储备知识。据郭崑焘之子郭庆藩说,刘、罗都曾经肄业于城南书院,而城南书院就是以实用之学为重心。某年,两人通信讨论过水利、边防、河患等问题,刘蓉以为“此皆经世要务,不可不尽心讲求”。他尖锐批判“士大夫狃于晏安,循故趋,蹈常辙,不为经世有用之学久矣”。谈到那些言行不一的人,他用的是轻蔑的语言:“言理而不征诸事,则所谓理者,特佛氏之妄谈耳。论事而不根诸理,则所谓事者,亦管商之杂术也。其于事理之正,盖两失之,无足取者。若夫摭拾群言,高谈名理,是则老生之陋习。”

  日期:2022-05-26 19:29:33
  随笔:谋定而后动,是一个理性行动者之基本功!
  洋光贸然动笔了,似乎惹了一桩不该惹得之“大件事”。是自讨苦吃了吗?
  诚然,以曾国藩为近代“湖湘文化”为主要代表的人物性历史小说,本身就是一个大挑战!
  首先,这话题是十分严肃之话题。谈历史,而且是谈近代史可不是开玩笑的,它不似上古时代史,了解者不多,即便是简陋,只要没有原则性、常识性错误,一般即可涉险过关。而近代史则不同,离现在时间(年代)不久远、又多为大众所熟悉,因此,更加不能乱说(杜撰或“创作”)。
  其次,是一个极富挑战之话题(课题)。这个自不必细说,所涉人物差不多都是大人物,且为人为学于后世皆有极大影响。此外,关于他们之学术修养亦大多都达到相当高度。若不严肃待之,稍有不慎则可能贴笑大方了。
  再次,场面宏大叙事之格局。如果没有充分之思想准备、较为深厚积学之基础,若无高屋建瓴之视觉,就不可能从全局、从一定高度去把握,从而向读者描绘出有思想、有深度、有见解之可读性强之内容。
  第四,时间跨度长。如从曾国藩出生(幼年)开始述起,如果以其一生为期,则长达一甲子有余,所涉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众多,亦是十分考验人的,如果没有充分准备,必然陷入疲惫感迭起、乃至不耐烦感而觉“自讨苦吃”了。

  第五,叙述周期长。这点与第三点类似,但也不同。主要体现在必须搭好基础之框架,脉络要清晰,否则,不但会把作者绕晕,读者也会觉得杂乱无章,也会失去阅读愉悦感而失去兴趣(当戒)。
  是故,深思以备之。共勉
  日期:2022-05-27 04:47:20
  不一样的曾国藩(80)
  第十章
  刘蓉学术有奇气  乡贤垂范亦政知
  躬身经世实践建事功
  关于刘蓉的经世实践,广为人们所知的是他参与创建湘军及之后建立的事功。其实,刘蓉二十出头时,已经尝试参与地方事务。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曾国荃给曾国藩写信,谓刘蓉十五年前“不得志于有司”,辄早在道光十六、七年刘蓉可能因进言而与当政不谐。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刺激他深入考察社会弊端,其时刘蓉仅二十五岁。大概在十一月,他撰诗寄给时在浙江学政罗文俊幕中的郭嵩焘,有“酒酣灯烂雄谈剧,望尔澄清揽辔时”句,期望他为国立功。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他上书大吏,指出中国之所以被英国欺凌,“非英夷之能病中国,而中国之自为病耳”,外患不可忧,可忧者在自身。为此,他详细分析了五个方面的内忧。此书长达数千言,覆盖吏治、政教、民生、治安方面的弊病,论事委曲周详,观察入微。青年刘蓉阅历之丰富,眼光之敏锐,思想之深邃,令人惊叹。而情绪愤激,禁不住流露于笔端,故对当局多有批评之意。

  罗泽南看了以后,很是担心,劝他谨慎从事。对于鸦片战争的惨败,刘蓉耿耿于怀。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二月,致书曾国藩,希望他为朝廷出谋划策,以免重蹈覆辙:“和议之成,令人愤悒。彼虏何厌,行复逞耳。然往者莫追,来者可惩,及此闲暇,亦颇为内修外攘之计否也?执事既列朝籍,正宜蕴蓄经纶,以需时用。”
  道光三十年(1850年)二月,咸丰谕“九卿科道等有言事之责者,就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陈奏”。时任礼部右侍郎的曾国藩先后上《应诏陈言疏》、《请设坛祈雨疏》、《条陈日讲事宜疏》 。刘蓉得读后,写信给曾国藩,认为培养人材最急迫,因建议“仿宋胡瑗教授湖州之法,增损以颁诸学宫,诏天下郡邑守令聘蓄道德、通经术者为书院之长,拔其士之有材识志业者,廪于学官,随资性所近,分经义、治事等斋,类聚而时教之”。

  对国家,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建言。而在桑梓,在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上他都有深度参与。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月,朱孙诒署湘乡令。在此之前,他历任宁乡、长沙、酃县令,皆有政声。抵湘后,面对的第一个难题是钱粮征收。先是,钱漕由书吏征解,农民受害不浅。咸丰元年(1850年)三月,他将曾麟书等知名乡绅请至县城商议,五月制定新的征收办法,不复假手书吏,百姓颂声载道。曾国潢敬佩地说“此事朱尧师、刘霞兄、赵玉班、刘月槎先生、贺石农,皆是有百分功劳者”,说明刘蓉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件大事是练团剿匪。朱孙诒到湘乡前,王錱、李续宾已有练团经验,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新宁李沅发乱起,王氏集里人练团,李氏则应彭洋中之请,在宝庆练团。三十年(1850年)十二月,太平军起义,湖南震动,湘乡境内会匪骛起。咸丰元年秋,王錱乡试归,倡团练,朱孙诒制定团练办法,刘蓉父刘东屏办六合团。八月下旬,刘东屏、刘蓉带乡勇二百、朱孙诒带数十人,捕获匪徒数十人,朱氏受枪伤。二年(1852年)五月,太平军陷道州,湘乡危急。朱氏因与刘蓉商团练办法,刘蓉认为乡团保伍之法非一时所能猝办,就城募勇为当下之亟,以捐输解决经费。七月底,太平军攻长沙。八月末,刘蓉至县城协助朱氏募勇训练。九月,为团练立连坐法,并两次致书在家守制的曾国藩,邀其往县城商办团练。十月,与朱孙诒、罗泽南平杨家滩匪。十二月,曾国藩奉到帮办团练谕,郭嵩焘、刘蓉先后至曾家,劝其到长沙帮办团练,曾氏遂以朱孙诒、罗泽南、王錱、刘蓉、易良幹、康景晖等人训练的湘乡勇为基础,拉开了创建湘军的序幕。咸丰十年(1860年)正月,朱孙诒致书时在家乡守制的刘蓉,认为他“实为当今第一流人物”。毫无疑问,这个评价与刘蓉在服务桑梓、创建湘军时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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