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5-05-12 23:49:16
　　其实，东汉前的历代王朝也都曾有过不同程度的瘟疫，只不过危害没有如此深重而已。
　　根本原因是我们脚下的这块大地，处于一个受季风性气候影响极为明显的地区，它地处太平洋和欧亚大陆交接处，冬、夏两季的气温冷暖不均，变化很大，特殊的自然环境很容易引发各种疾病灾害，据古人留下的文献记载，许多类型的瘟疫，如鼠疫、白喉、斑疹伤寒、肺病、麻疯、疟疾等，都曾反复肆虐过这块大陆。
　　另一方面，也由于当时人们对疾病的认识有限，往往无法分辨出所患疾病的具体类型，于是只能根据其特征进行解释——所谓“疫”，即“民皆疾也”，也就是说凡能传染的病都通称为“疫”，至于“瘟”，则是指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动物与人之间交叉感染。基于这样的认识，人们把当时的传染病和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东汉末年一次次爆发的瘟疫，又俗称为“伤寒”，它的主要症状是：
　　一、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具有极强的传染性；
　　二、发病急猛，死亡率高；患者往往会因高热致喘，气绝而死，有些患者则出现血斑瘀块等病状。
　　在瘟疫来临的初期，面对这个可怕的“恶魔”，人们几乎都是束手无策的，只能在绝望中静静地等待死亡。

　　当病情扩散流行开来后，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后果十分悲惨。例如仅京师洛阳及其周边地区，多年的瘟疫便夺去了其总人口一半的生命，中原地区更因此而陷入到一种极为恐怖的境地当中。
　　曾经最为繁华的河南诸郡，一度出现这样的景象——“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当时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他的历史贡献是写下了流芳百世的《伤寒杂病论》），就曾悲痛地回忆道：家族本来人丁兴旺，人量多达两百余口，但在疫情流行的十年间，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先后死去，其中又有七成是死于伤寒。
　　日期：2015-05-13 14:17:36
　　人口的不断减少，对当时的格局，以及各路群雄的政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其中一些带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在经过黄巾及董卓之乱后，开始意识到了这个突出的问题，继而把增加人口作为治政的一项重要指标，采取了种种行之有效的措施，以求提高领地内的人口总数。
　　这方面走在最前列的，无疑是中原地区的曹操。
　　占据兖豫二州后，他虚心接受枣祗、韩浩等部下的建议，在所辖区域内大面积实施屯田，由于当时地荒人少，他便一面用士兵屯田，收获后的粮食全部充为军粮；后又把荒地分给士兵，缴纳赋税（此法名曰“兵农合一”），一面则大力招收流亡人口，分给其无主的荒地，并贷以犁牛，至于其它有主的土地，则由当地地主收租，官府收税。广行屯田的结果，使曹操“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晋书?食货志》）

　　而身处南地的孙策，对于人口的重要性也同样有着深刻的认识，平定江东后，他立即制定了一套争取人口的方案，主要内容有：
　　一、招抚大量因躲避战乱而南迁的北方流民；
　　二、向南面扩展，同化当地的土著居民；三、武力掠夺敌方人口。
　　毕竟，有了地盘更需要有人，有人才有劳动力，才能进行生产和建设；有人才有战斗力，才能编组军队，实施攻伐兼并。
　　可见，人才是最重要的！
　　日期：2015-05-13 15:04:05
　　否则，神马都是浮云。
　　所以当得知袁术遗下的数万之众仍去向不定后，孙策马上坐不住了。
　　要知道，这批人多为年轻力盛的青壮年，他们可以战时为兵，闲时为民，得之不仅能够极大地扩充自身实力，而且当中的袁氏家眷还携带有那位仲家皇帝多年来从民间搜刮到的大量珍品异宝，那无疑又是一笔可观的额外之财。
　　而庐江的刘勋正好也是这么想的。
　　于是，为了抢到这块从天而降的大馅饼，二人都迫不及待地动手了。

　　先看孙策，袁术的死应该说是出于其意料之外的事情，不过随后他的反应还是比较迅速的，很快联系到了杨弘等人，企图将袁术的“遗产”全盘接收，哪知刘勋的动作同样不慢，而且凭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派兵在中途就截获了旧主的所有部曲，然后在袁胤等人的策应下，将这批人悉数带回了皖城。
　　到了嘴边的肥肉竟被他人夺走，这个憋屈的结果当然令年轻气盛的孙策无法接受。
　　为此，他愤然作出决定：兵锋直指庐江，拔掉袁氏在扬州最后这个据点，为日后进攻荆州扫清障碍，打通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