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去世得过于突然，他生前具有某种“过劳死”的症状，长期操劳、废寝忘食而营养不良，导致某些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他本人也决没有料到会走得如此突然。否则，依他那种谨慎周密的做事风格，决不会把数万将士置于两军交战的前沿阵地而他作为主帅撒手人寰。
　　后主得知丞相病重，即委派尚书仆射（尚书令的副职）李福代表朝廷前去探慰。朝廷方面显然没有料到丞相的病情恶化得如此之快，因此在李福临行前并未授权让他咨询后事。李福在返归途中考虑到了这一情况，于是又紧急折返回蜀军前线。诸葛亮这时候还算清醒，他说我知道你回来的意图。在我百年之后，可以让蒋琬接替我的位置，蒋琬之后可让费祎接手。

　　李福追问费祎之后怎么办，《资治通鉴》用了三个字：“亮不答。”
　　诸葛亮对于他所指定的接班人蒋琬的培养历练其实也没有到位。诸葛亮去世时，蒋琬的职务是留府长史、抚军将军，他长期留守成都，代表丞相处理一应政务，同时负责兵员征动和军需物资的后方保障。在他的周密统筹调度之下，蜀军北伐期间，后方总是能够源源不断把兵员、物资送达前线，因此深得丞相器重。但是蒋琬当时的职务只是“留府长史、抚军将军”，品秩还相对较低，资历、经验、声望等各方面条件都还不够成熟，临危受命得有些为时过早。

　　后主基本尊重了诸葛亮生前安排，把权力交给蒋琬并明确费祎作为后备人选。但他同时决定不再设置丞相职务，事实上取消了“外朝”的行政班子，而改以“内朝”官员大将军、尚书令等统领军政事务。
　　后主对于蒋琬的职务任命也是煞费苦心，别有深意。由于蒋琬当时的品秩相对较低，他先是被任命为尚书令。尚书令的品秩不高，但是作为尚书台的一把手，直接对皇帝负责，因此位置很重也很关键。这等于是后主先把政务大权交给蒋琬，同时也自然取消了丞相府等外朝班子。过了一段时间，后主加封蒋琬为“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赋予他有限的军权，并兼任益州剌史。到公元235年4月份，在诸葛亮去世8个月后，后主正式升任他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基本上相当于蜀汉政权的三军统帅兼首席行政长官。蒋琬至此位极人臣，登上蜀臣权力的最高峰。蒋琬此前担任的尚书令则由后军师费祎接替，这也基本上明确了费祎作为蜀汉政权未来接班人的地位。

　　整体上看，后主刘禅在诸葛亮去世后表现成熟沉稳，各项举措扎实稳健，应该说在蜀汉政权的擎天巨柱轰然坍塌之后，年轻的后主经受住了考验，切实稳定住了局面。从他对蒋琬、费祎和军方将领吴懿（车骑将军、汉中都督）、邓芝（前将军）、向朗（左将军）、辅匡（右将军）、吴班（后将军）等文武重臣的职务任命上看，后主在政权内部具有绝对的权威。他与汉献帝刘协和曹魏后期的几个小皇帝不一样，不是那种任人摆布的傀儡。

　　在三国乱世，皇帝能否按照自己的意图任命官员，是衡量其有没有政治权威的重要标志。所有的政治和军事资源无不是通过人事任命完成权力布局。中国历史从东汉晚期到魏晋，期间只有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睿、晋武帝司马炎等少数几位皇帝真正具有实际权力，其他皇帝都是操纵在权臣手里，皇帝不听话随时都有可能被废黜，更无从谈起要员的任命。因此，从董卓到曹操、从司马懿到司马师兄弟基本上是“强者自命”，他们自己想作什么官职就自封什么官职，想怎么任命自己的属下也可以随心所欲，在这个过程中只是需要给皇帝打个招呼、履行一个任命手续，所谓的“表”，也无非是假借皇帝之名、虚走个形式上而已，实际权力运作与皇帝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中枢的情况。

　　对于各地诸侯而言，因为天子被挟持在权臣手里，其他军事集团根本无法插手中枢事务，于是决策重大事务时便隔空喊话，实际上自行其事。像赤壁战后刘备“表”公子刘琦为荆州刺史；刘备入川后又与刘璋相互推举：“璋推先主行大司马，领司隶校尉。先主亦推璋行镇西大将军，领益州牧。”从政治程序上理解，“表”的意思就是奏请皇帝，“推”就是向皇帝推举。但当时皇帝被控制在曹操手里，刘备事实上是无法奏请皇帝的，他的奏折即使能够呈送到皇帝案前，也是断然不能予以认可的。所以各地诸侯只能隔空喊话，名义上是向皇帝表奏、举荐，其实皇帝知道不知道、恩准不恩准都无所谓。皇帝知道不知道、恩准不恩准，事情都就这么定了。

　　东吴方面的情况要好一些，吴主孙权生前始终统揽军政大权。但是两宫之乱对于东吴政治的伤害太大，等到孙权去世后局面就发生了变化。先是由于继任者孙亮年龄太小，还没有独立处理国政的能 力，孙权临终前不得不把军政大事全权托付于辅政大臣诸葛恪，所谓“权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惟杀生大事然后以闻”。从这个意义上说，诸葛恪独揽东吴大权出于前皇帝的授命、有其政治合法性。但是在诸葛恪被除掉之后，东吴政治迅速走上异化之路，孙峻、孙綝先后专权，到孙綝专权期间甚至出现了皇帝孙亮被废事件。

　　后人之所以把蜀汉后主刘禅解读成为一个软弱无力的傀儡皇帝是有原因的。因为这符合三国时代的政治逻辑，从曹魏后期到东吴，情况大致都是如此。但是蜀汉方面的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有史料表明即使在诸葛亮时代，后主在蜀汉朝堂就具有相应的政治权威。对于后主作出的决定，诸葛亮也能够予以绝对尊重。一个极其典型的例证是在公元231年，诸葛亮起兵发动第四次北伐，这一仗开始打得很顺手，诸葛亮以木牛运粮，包围祁山，又招揽鲜卑人轲比能、轲比能等起兵呼应。当时曹魏方面的军事统帅曹真病重，魏明帝曹睿只好授命司马懿进入西线御敌，司马懿与诸葛亮首次正面交锋，蜀军大将魏延、高翔、吴班分三路出击大败魏军，斩获“甲首三千”（有人理解蜀军仅斩获魏方各级军官的首级就有三千），并获得大批战利品（玄铠五千、角弩三千多），后又斩杀曹魏上将张郃。这是诸葛亮历次北伐中打得最漂亮的一仗。后来由于连降大雨，李严担心无法完成军粮督运任务，便让人假传旨意诏令诸葛亮退兵。按理说当时蜀军在前线取得大胜，军中士气大振，本来不应该是退兵的时候。但诸葛亮接到“圣旨”后二话没说，很快把军队撤退回汉中。

　　诸葛亮去世后，前线蜀军一度发生了内讧。但由于后主具有相应的权威感召，军中混乱始终被控制在有限的较低范围。两支分裂的蜀军不是四下溃散，而是争先恐后地朝着大后方撤离，而且轮番上书后主，指责对方反叛，所谓“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邀交至”，表明后主对于军方争端具有无可争议的最高裁决权。正是因为这样，先锋将士得知错在魏延后一哄而散，最后只剩下魏延和他的儿子，魏延后被马岱斩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