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甲午战争期间，欧美列强在东亚地区拥有强大军事存在。其中英国远东舰队、俄国太平洋舰队均超过清、日海军吨位，具备介入战争、改变整体态势的实力。在战争筹划准备阶段，乃至实施过程中，清、日双方不得不时刻关注列强的立场，并随之调整策略。据此，研究甲午战争，其空间范畴绝不能限于中、日、朝三国，必须扩展到在东亚有影响力的西方列强，把各个历史事件还原到当时的大环境中去考察评判，才能更准确地描绘历史发展演进脉络。

　　日期：2018-02-14 21:50:22
　　第三步，构建战争中人物行为模型。战争是解决矛盾问题的最暴力手段，通常伴随着杀戮与伤亡，其人物行为模式异常复杂，应分三个层级进行剖析：一是政略和战略制定者——政治家，他们远离前线；二是战役指挥者——中高级将领，他们身处战场，但很少到一线亲冒矢石；三是基层军官和战斗兵员，他们要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直面淋漓的鲜血。
　　能被称为“政治家”，他们当然是站在国家金字塔顶的那一小撮人。假设这些“政治家”不是蝇营苟且的政客，他们手握权柄，胸怀为国为民远大理想，真正想要干出一番青史流芳的事业。但“政治家”同样置身于人类社会，不可能单靠一个人包打天下，对上要有放手支持自己干事创业的领导，对下要有一个能够严格贯彻指示的团队，如果在执行层面遇到障碍和掣肘，也需要有人及时化解矛盾问题。因此，政治家同时也是人际关系和管理学的大师，既要能够协调上下左右关系，也要有一支听命于自己的团队——这是他的基本盘。政治家本身可以是为国为民、无私无欲的，但他有上级、有亲朋、有故旧、有队伍，这些人同样处于社会中，有的想要提拔进步，有的想要增加收入，有的家中老人身体不好想要插队看病，有的孩子分数不够想要上重点学校……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如果政治家十指不沾阳春水，对这些要求一概不理，那他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清官”，可以站在道德的高点指点江山，但绝没有能力来统班子、带队伍、解难题。因为“清官”生活在阳春白雪中，周围大都是爱放嘴炮、拙于实事的“君子”，把存在道德瑕疵和有野心、有欲望、能做事的人一概排斥在外。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很难同时是道德完人。为了干事创业，他必然会用理想来号召人，用利益来团结人，致力于把自己的朋友变得多多的，把敌人变得少少的，才能结成一个强大的、有凝聚力的团体。既然是利益集团，也免不了党同伐异，与别的政治团体和利益集团做斗争。关键时刻，能够为国家大局多考虑一点，为自己的党派少考虑一点，就是一位合格的政治家。在此，设定战争中的政治家模型为“在有限信息条件下，每一个战略抉择都经过理性推断，是国家利益、党派利益和个人得失三者均衡后的最大效用值”。

　　日期：2018-02-14 21:59:21

　　中日两军高级将领，有的是文官转型、不谙军务，有的是贵族出身、一步登天，但大多数还是出身行伍，在战火中一步一个脚印成长起来的。如清军直隶提督叶志超，绰号“叶大呆子”，最开始只是普通一兵，每次打仗都一马当先、冲锋在前，立下赫赫战功，所以官位节节攀升。对捻军作战时，已是中级将领的叶志超被长矛刺伤，仍然“裹创力战”，一个英勇顽强的将领形象跃然纸上。但是，不同位置的军人能力素质要求有所差异，基层军官士兵需要视死如归的勇气毅力，在战场上能够叫响“向我看齐、跟我上”；中低级军官需要战术素养，具备小规模作战指挥才能，以及在复杂情况下处置突发事件能力；高级将领需要政治才能、统帅能力和综合协调能力，实质上已经是军人和政治家的合体。在类似晚清的“人治化”社会里，由于军官本身军事素质难以数据化具现，晋升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上级偏好和长官意志起了决定性作用，故而将领军事水平参差不齐，有的仅仅因为籍贯而被选拔任用。此外，随着年龄增长、经历阅历增加，个人价值观念、行为模式也会不断变化。人在少年时期，处于价值观塑造阶段，思维尚未定型，容易被外界宣传引导，富于理想主义和牺牲奉献精神；青年时期胸怀大志，渴望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人生、改变世界，具有强烈进取意识；中年时期，拖家带口，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考虑问题更加细致，为人处事成熟稳重，愈发现实主义；在老年时，功成名就，关注名声和家族延续，行事趋于保守。甲午战争时，清朝陆军高级将领年龄跨度为50-75岁，老龄化趋势明显；日本陆军高级将领多为40-55岁，处于中青年阶段，双方陆军战斗欲望和进攻意识明显不同。鉴于此，设定战争中的中高级将领模型为“在有限信息条件及个人价值观、性格、文化、年龄等因素综合影响下，每一个决策都围绕打败敌军和保存自己两个目标，最大限度发挥了自身军事统帅和指挥能力”。

　　日期：2018-02-14 22:01:15
　　基层军官和士兵身处于战场一隅，消息闭塞，无法了解掌握整体战争态势，容易被留言和小道消息所左右。在战斗进行过程中，他们神经高度紧张，耳边是隆隆枪炮声，身边是中弹呻*的战友和地上冰冷的尸体，往往是机械地听令对敌射击、跟着身边的人冲锋或是成群结队地溃逃。对基层军人而言，比作战更折磨人的，是引枪待发的对峙和艰苦漫长的行军，必须随时保持戒备状态，身心均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煎熬。一旦战事不利，保命本能战胜了保家卫国的道德情怀和团体的凝聚力，就会出现投降、逃兵甚至“营啸”[炸营。]等极端现象。

　　惜命是人的本能反应，是铭刻在基因中的最高要求。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把人类需求由低到高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其中，生理需要包括食物、水、空气等，是维持生命的必需品，也是最优先级别的需求，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等都要瞠乎其后。可见，人的本性就是先千方百计活下去，然后才是努力过上更好的生活。在战争中，人的生命时时刻刻面临威胁，求生欲望会无限放大，道德观念会变得脆弱，当感性战胜理性时，容易突破道德底线，干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如何让基层军官和士兵的战斗意志克服求生本能，是一篇治军带兵的大文章，也是摆在每一位军事将领面前的必答题。为此，各国军事机构和心理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认为战时军人行为主要受个人认知、群体行为和环境因素等综合影响，并制定了军人士气量表和群体动力行为模型。由此，设定战争中的基层军官和士兵模型为“在有限信息条件下，每一个行动受到个人、集体和环境的综合影响制约，属于有限理性下的自身效用最大化，也有一定的从众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