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郝懿行只是官场上的一个特例，总体看，大清帝国的公务员队伍还是非常有“钱途”的。
　　日期：2018-03-09 08:12:27
　　有史界大拿、科班博士指点：林清起义的背景，是嘉庆元年（乾隆还没挂）开始的川楚九省白莲教大起义。打紫禁城那年，天理教不止在一个地方起事，领袖也不只林清（事先约定称天王的是另一人），河北河南山东教徒约定好了同时造反，有点黄巾军“三十六方同日而起”的意思。攻打紫禁城时其他义军都快被剿灭了，林清只好出此险招想要最后一搏。
　　感谢指教和其它六点意见，在此对林清起义作个解释性说明：

　　1.林清和李文成的分工，是林主持教务、李主持军务，叫一声林教主没毛病；
　　2.李文成于9月5日事泄被捕，9月7日河南滑县发动起义，林清于9月14日派人潜入北京城，15日发起袭击。从时间看，两者相隔约7—10日；从地点看，北京大兴（林清据点）和河南滑县相距约600公里，如果河南天理教派人十万火急通知林清，完全可能将消息送到；
　　3.近现代两支不相统属的军队开展军事行动前，都要进行互派联络员和对表时间（类似香港电影飞虎队进攻前看表中）的动作，不知道邪教动手有没有定下此等规矩；
　　4.李文成原计划发动起义后派千余人上北京支援林清，之前因派联络人赴北京联系食宿等保障事宜，提前发动后也应当派人北上告知，因河南——北京一线正遭受旱灾，有的地区已经易子而食，不能排除绕路或出意外、以致没及时到达北京的可能性；

　　5.镇压林清一伙的火器营是原计划赴河南滑县打李文成的，以林清的消息灵通程度和清军的保密水平，很可能知悉了河南方面提前起事；
　　6.李文成起义没有被很快消灭，在直隶总督那彦成的攻击下还支撑了三个月。
　　综上，个人认为进攻紫禁城前，林教主有较大概率了解河南方面的消息，宫变属于殊死一搏，但因没有确凿证据表明他掌握此信息，所以采用现在的主流说法——他不掌握河南提前起事的情况。
　　日期：2018-03-09 21:35:14
　　其二，是吏治官风全面腐败，官员们既贪又懒、得过且过。
　　贪赃枉法、结党营私、因循守旧、昏庸无能…这一个个贬义词，用在嘉庆时期大清官僚的身上，可谓恰如其分。
　　早在乾隆末年和珅主政时期，清廷官僚体系就山头林立，“谁是谁的人”、“谁不跟谁走”分得清清楚楚，上下级之间把送不送钱、送多少钱作为效忠的门槛，把保官升官作为入伙入“圈”的标志。一个个的小山头、小圈子造就了人身依附关系和利益输送链条，整个官场的道德观和价值取向，都以受贿行私为荣、以清廉自律为耻，以讨好上司为荣、以服务庶民为耻，以至于劣币驱逐良币，最后基本形成无官不贪之态势。为了当官敛财，官员们唯上是从，使出浑身解数逢迎巴结领导。低俗一点的，直接给上级送钱、送美女、送珍宝；高雅一点的，搜罗字画、古董和奇巧物品献上；有气节一点的，拜领导和领导夫人做老师、师母、干爹、干妈，有事没事跑前跑后、殷勤伺候；无耻一点的，奉上自己的妻妾、女儿，心甘情愿戴绿帽子…所有的投入，都是为了牟取公权力，并用权力置换更大的“黄金屋”、更美的“颜如玉”、更多的“千钟粟”。

　　自然而然地，主管官吏选拔考核的吏部官员买官卖官，负责治理黄河水患的河道官员截留钱款，地方州县官员层层吃拿卡要，衙门小吏索取红包陋规。在四川贫困山区顺庆府，一个事业编公务员徐奎（职务为差役）靠巧取豪夺，竟然积蓄了3000多两白银，还在家中养起了戏班子……这些贪腐乱象的背后，是地方上冤狱重重、民不聊生，道光初年审查天下罪案时，“意外”地发现了无罪而被监禁逾30年者。

　　中下级京官没什么权力，俸禄也很少，素称清苦，可一旦被外放地方，犹如饿虎出林，表现得尤为贪婪无耻。河南永城知县沈玉墀到任一年，挪用白银3万余两，加上前任留下的亏空已超过6万两，重达2.238吨。
　　区区七品知县“小官大贪”，上级领导的手笔更加不同凡响。道光帝即位之初，组织清查直隶省库银，发现本应存有515700余两白银的省库，实有39400余两，其余476000余两白银被嘉庆年间的历任藩司（省长）“因公借支”，自此肉打狗一去不回。

　　对于侵吞国家资产这种“潜规则”，各级官员、见惯不怪，把能捞当本事、不捞当傻瓜。非但如此，官员的正常提拔任用，也得自掏腰包四处请客送礼，否则就是“坏了规矩”，会被整个官场排斥打击。晚清官员张集馨由陕西督粮道升任四川按察使时，除了给直接提拔他的首长奉上大礼包外，还要借钱给其他不相干的领导和同僚送礼，标准是军机大臣每位400两、军机章京每位16两（如有业务往来则提高到80到100两），六部尚书每位100两、侍郎每位50两，其他驻京同乡、同年、世交人人有份，共花费15000余两。自己的积蓄不够，只有去钱庄借款，到任后再想方设法敛财归还。

　　腐败的吏治官风，已然渗透到清王朝国家机器的每一个齿轮、每一颗螺丝钉，上上下下盘根错节、根深蒂固，“清官”的稀缺也就不足为奇了。
　　日期：2018-03-09 21:38:20
　　官员们对巧取豪夺和鱼肉百姓十分在行，对自己的本职工作却浑浑噩噩、尸位素餐。
　　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行，最为紧要的就是政令军令畅通，官僚队伍能够做到令行禁止。然而嘉庆年间，从中央国家部委到地方各级行政机关，秩序混乱、办事拖拉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地方政府对于中央下发的文件指示，能拖则拖、能挡则挡，中央令不能行、禁不能止，甚至皇帝“上谕”专批严催都没有回应；对于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各部委无人愿意出面担责，而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着别人出头收拾；一旦出了问题，各单位要么敷衍推诿，要么互相包庇，力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时人洪亮吉一针见血地说，“今日之州县…无事则蚀粮冒饷，有事则避罪就功。州县以蒙其道府，道府以蒙其督抚，甚至督抚即以蒙皇上”。

　　对于大清官僚们而言，不担责任是成熟稳重，会踢皮球是聪明智慧，得过且过是办事得体，说真话、办实事反而容易丢官去职。
　　这种吏治日坏的现实，嘉庆帝也有所了解，还创造性地发明了一个名词“因循疲玩”，类似于现在的“玩忽职守”，但广大官员们还是我行我素，以至于多次被皇帝抓了“现行”。例如，嘉庆帝一再重申裁汰衰庸官员，但他接见新任内阁侍读学士汪睿时，发现此人老态龙钟、两耳重听，皇帝问话都听不见，只懂得磕头流泪；接见浙江黄岩镇总兵官谢恩诏时，发现此人年力衰迈、步履蹒跚，走路都要人搀着，完全不具备带兵打仗能力。1805年，嘉庆帝赴盛京（今沈阳）举行谒陵大典，途中遇雨，道路泥泞难行，盛京将军富俊说找不到民工来整治道路，地方行政长官——宁远州知州克星额更是找了个借口躲起来，连人影都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