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面前尚且如此，那些潜藏于中央国家机关和省、府、道、县中的庸弱贪卑官员、敷衍塞责现象更是多不胜数，嘉庆帝惩不胜惩，罚不胜罚，颇有水至清则无鱼之感。在这些因循疲玩官僚的眼皮底下，林教主和天理教才得以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最后公开向清王朝发起挑战。
　　日期：2018-03-10 21:01:05
　　其三，中原地区百姓信仰迷失、精神空虚。
　　人总是需要一点信仰的。
　　意识形态的阵地，朝廷引领不了，宗教就会来占据；宗教如果占据不住，邪教就会来补漏。
　　大清帝国中央政府曾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大拿，其以藏传佛教掌控蒙古人数量规模的做法，立意之高、手段之妙、影响之深远，至今仍令人战栗不已。

　　明末清初，蒙古分裂为三部：漠南蒙古（现内蒙古一带）、漠北蒙古（现外蒙古一带）、漠西蒙古（现青海、甘肃、新疆北疆一带），各部中又分诸多小部落。其中，漠南蒙古中的察哈尔部，身负“黄金家族”血脉和大元帝国传国玉玺，是蒙古人中的王族。
　　大清帝国攻灭了察哈尔部，拿到了元朝的创国玉玺，因而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元帝国的法统。正是统合了科尔沁等漠南蒙古部落的彪悍骑兵，大清才有了入关争天下的底气。有清一代，满蒙之间保持了密切的联姻关系和军事同盟。
　　尽管如此，对于强盛一时的蒙古诸部，大清历代统治者都抱有浓厚的提防之心，生恐他们坐大做强，反过来威胁旗人的优势地位。为此，清政府在用行政手段分化内属蒙古和外藩蒙古的基础上，制定了“崇释以制其生”的宗教战略，即通过大力推行藏传佛教，潜移默化地控制蒙古人数量规模。主要手段有：着力提倡全民信教活动，不断分封活佛、建立寺庙，降低蒙古牧民的流动性，逐步使草场退化，能够养活的牲畜减少；给予喇嘛庙政治、经济特权，鼓励蒙古牧民为了信仰和经济利益踊跃出家当喇嘛，这些人既不从事生产、又不繁衍后代，久而久之蒙古草原自然而然人口减少、经济凋敝。对这套战略，康熙皇帝给予非常高的评价，认为远超金朝的“减丁”策略，将其形象比喻为“建一庙（喇嘛庙）胜养十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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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从1644年入关到1911年政权崩溃的267年间，蒙古族人口多次出现逆增长。至清朝末年，蒙古草原上十里一寺、五里一庙，内蒙古地区建有各类寺庙有1300余座，喇嘛人数超过5万人，占内蒙古成年男子人数的40%以上。
　　可以看到，藏传佛教是大清统治蒙古草原的战略级武器。
　　藏传佛教，又称喇嘛教，是在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蒙古、尼泊尔、不丹和印度北部地区流传的佛教分支，分为宁玛派（即红教）、萨迦派（即花教）、噶举派（即白教）、噶当派和格鲁派（即黄教）等多个派系。
　　明末清初，格鲁派击败了其他诸派，在藏传佛教内部占据了绝对优势。1653年，顺治皇帝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名义上将青藏高原纳入清朝统治范围；康熙年间，为了制衡一家独大的达赖喇嘛，清廷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与达赖分庭抗礼，最终形成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章嘉呼图克图（内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外蒙古）四大活佛转世体系；雍正年间，设立驻藏大臣，负责督察西藏政治、宗教重大事务，直接对西藏地区实施管控；乾隆年间，制定《钦定西藏章程》，明确达赖和班禅等顶级活佛的转世灵童要在驻藏大臣的监督之下以金瓶掣签制度产生，将转世活佛身份的最后裁定权收归中央政府。

　　在步步强化对藏传佛教渗透的同时，大清帝国在它的信仰体系中也插上了一脚。
　　在藏传佛教体系中，达赖喇嘛被视为“欣然僧佛”、即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班禅被视为“月巴墨佛”、即阿弥陀佛的化身。比起达赖和班禅，大清皇帝的地位应当更高。于是，乾隆皇帝先后被六世班禅、八世达赖尊为“天神文殊大皇帝”和“文殊菩萨大皇帝”，此后大清历任皇帝均被视为文殊菩萨的化身，获得与达赖和班禅平起平坐、甚至犹有过之的地位。
　　日期：2018-03-10 21:27:16
　　5、文殊菩萨，是藏传佛教中地位极为特殊的一位尊神，其三世果位均为佛（过去为龙种上佛、现在为欢喜藏摩尼宝积佛、未来为普见佛），但因助释迦牟尼教化众生，故以菩萨身显现于世间，是佛部地位最高的菩萨，集诸佛智慧于一身。因藏传佛教密乘修行以智慧观照，藉此破除烦恼，即身成佛，所以作为智慧化身的文殊菩萨是藏传佛教信徒心中的第一菩萨。20世纪50年代西藏解放后，***也被广大藏族人民视为文殊菩萨转世，至今许多藏族人家依然供奉着他的画像。

　　日期：2018-03-10 21:29:56

　　为了遏制邪教的滋生蔓延，清廷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制定《xxxx》，明确白阳、白莲、八卦等邪教“凡传徒为首者”“定拟绞决”，用严刑峻法进行吓阻；严格保甲制度，以十户为牌、十牌为甲、十甲为保，由牌长、甲长、保长分片区稽查邪教及其他不法分子，做到不漏一人；加强宣传引导，查禁销毁邪教经卷和书词小说，按村颁发《圣谕广训》，每月都组织集体宣讲，让普通民众也能学习领会皇帝的重要指示精神，全民教育和政治教化活动如火如荼；号召官员和士人们发挥模范引领作用，用自身表率教化广大民众忠于朝廷、远离邪教（这一条起了很好的反作用）。

　　日期：2018-03-10 21:31:51
　　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到道光十五年（1835年）的短短二十年内，有史记载的民变高达323次，平均每年15次以上。19世纪中期，“拜上帝教”在南方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19世纪末，北方又爆发了崇拜各种神袛的义和团运动。按清廷官方的界定，无论是“拜上帝教”还是“义和拳”，都是根正苗红的邪教.
　　日期：2018-03-10 21: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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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儿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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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问三遍。
　　日期：2018-03-11 11:08:53
　　看看能不能补发上来~
　　由于清朝统治者高度了解宗教的煽动力、传染力和破坏性，他们也对此抱有高度的警惕性，生恐一不小心被宗教所反噬。因此，清政府对各大宗教既用又防，既要运用藏传佛教治理草原，又在中原地区实施了看似宽松、实则严厉的宗教管制策略。顺治之后的大清皇帝均把儒教摆上重要位置，用儒学思想来压制中原的佛教、藏传佛教、道教等宗教，并提高它们传教弘法的门槛，宁可高薪厚禄把这些宗教人士圈养在庙观中，也不允许他们随意与民间百姓接触。结果，和尚、喇嘛、道士们“谈笑有官员、往来无白丁”，整天与官员、地主、豪强打交道，看似地位尊崇，却很难深入基层与民众亲密接触，植根于草莽之中的民间邪教组织趁机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