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样的观点在另外一批人看来，纯属胡说八道，因为按照“五阶段论”的说法，封建社会之后必然是资本主义，可是“秦朝至清朝”这段历史时期横看竖看、无论怎么看，都不像是资本主义的，因为科学技术没有大发展，工业革命也没有发生嘛，最多只存在少量的商业资本，所以这帮人干脆把它命名为“商业资本主义”。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另类的命名，比如“变态封建”，“变种封建”、“变种资本主义”【48】…
　　但是不管怎么称呼吧，反正没有人称呼它为“封建社会”，因为封建制度早在秦汉之前就已经基本结束了，秦汉之后虽然存在少量“封建因素”，但社会的主体已经是郡县制了，这可是学术界普遍的共识，没人觉的有什么不妥。如果有人一时疏忽，称之为封建社会，那也是无心之举，犯了常识性错误，人们一般也不以为意！
　　日期：2018-09-15 15:39:51
　　《历史的侧面》（110）
　　好了，我们还是回到陶希圣。
　　陶希圣认为，（西欧）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时期正是和封建制度相冲突的时期（指西欧的资产阶级革命），而这样的时期在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指当时的“大革命”）是在没有克服封建思想的情况下独立完成的，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一直没有到来，中国的商业资本也迟迟没有转化为工业资本，当然也就无法进化出“近代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49】。

　　可是到了后来，陶希圣在《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中又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不再坚持“中国长期处于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观点，而是重新回到书斋，整理史料，然后又对中国古代史重新做了分期—将西周时期定义为氏族社会末期，将战国到东汉时期定义为奴隶经济占主导地位，而三国一直到唐朝末年被他定义为封建庄园经济时期，宋朝以后一直到鸦片战争之前成了“先资本主义时期”…（这种分期方法又成为后世“魏晋封建论”的先导）【50】。

　　日期：2018-09-15 17:01:32
　　《历史的侧面》（111）
　　不过，陶希圣毕竟是熟读经史的传统文人，知道“封建”一词用于修饰先秦时期的政治制度已经有两千多年了，现在横插进一个“五阶段论”无论怎如何都是不合适的，也让他感到非常的迷茫和疑惑不解。
　　他很想在二者之间做出一种调和，可是又无力调和，无法对“封建”一词在“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意义上进行整合。所以，在他的著作里往往表述的前后矛盾，语无伦次，有时连他自己都感到茫然和不知所措。以至于王宜昌在评价陶希圣的观点时，将他这种在内涵上混淆不清、在外延又随意伸缩的主张，称之为：“一塌糊涂的封建制度论。”【51】

　　而陶希圣的这种“模棱两可”和“摇摆不定”，也屡屡遭受论战对手的诟病，甚至有人戏谑地称他这种摇摆不定的态度为：“豹变”。
　　总体来说，陶希圣虽然从根本上否认了封建社会曾经在中国长期存在的事实，但是为了弥补由此带来的缺陷，他也使用了许多新的概念和修饰语。比如：“封建势力”、“宗法势力”、“封建的生产”、“确定的封建制度”等等。而这些补充势必又会造成他论据和论证方法上的许多自相矛盾之处，正像他矛盾的人生一样，矛盾重重。
　　日期：2018-09-15 20:05:04
　　《历史的侧面》（112）

　　“动力派”的观点
　　与“新生命派”的模棱两可和左右逢源不同，“动力派”一上来就是观点鲜明，针锋相对，而且他们辩论起来也是战力十足，火力全开，集中炮火直接炮打司令部。
　　由于“动力派”主要继承了“托派”的衣钵，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中国“无条件的占据优势”了，所以在他们这一派看来，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已经完完全全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52】。
　　所以他们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上，关于“社会史论战”的论述并不是很多。但是，从他们的只言片语当中，我们还是能总结出一些规律。
　　比如，“动力派”的主力干将任曙就认为，“谁都不否认中国的剥削方式保留有封建的意味”，但“这种封建剥削方式的保存，并不表示封建经济之（大量）存在。”【53】
　　另一位论战主将李季认为，从秦朝到鸦片战争之前的这一段历史时期，应该可以被称之为“前资本主义社会”。他在《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序言〉》里给出的理由是，这个所谓的“前资本主义”至少存在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直接结合，构成一个地方小市场的网；
　　第二，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很占优势；
　　第三，商业宰制工业；
　　第四，地主阶级和其他上等阶级的存在；
　　…
　　由于“动力派”的主要战将大都是来自于原来的“托派”势力，所以他们向来不认同从苏联传过来的类似“五阶段论”这样的说法。比如，李季曾明确指出：
　　日期：2018-09-15 21:15:29
　　《历史的侧面》（113）
　　“封建制度破坏的明日既不是资本主义的天下，资本主义的昨日又不正与封建制度相衔接。”【54】
　　那么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形态是什么呢？李季认为，这是一种“第三形式”，而这种“第三形式”，就是马克思叔叔所说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55】。
　　由此，动力派的战将们也给出了自己关于中国古史分期的观点，其中又以李季和严灵峰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他说【56】，
　　大体说来，中国的社会类型可以归纳为：

　　第一，周代是“封建社会”；
　　第二，秦汉以下是“亚细亚社会”或“前近代社会”（类似这样的表述方法还有很多）；
　　第三，鸦片战争以后，进入资本主义范畴的近代社会；
　　…
　　不过，动力派的观点也有其致命的缺陷，就是他们的结论不是按照正常的逻辑从远古时期一点一点推演到现代的，而是先设定一个结论—“当时的社会性质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再反向推演，最后得出他们想要的结论。
　　可是我们知道，“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并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社会，民族工业很不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了大发展，但在国民经中所占的比重并不高。所以，动力派在论战过程中，经常遭受到来自于各方面的攻击，四面都不讨好，到处是敌人。甚至在“动力派”内部也是意见相左，观点各异，矛盾重重，自己打自己人，经常发生窝里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