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圆环则出了紫禁城，是中央政府的办公机构，办公地点设在今天的天安门广场那个位置，在明朝时称为“丁字街”。这里分布着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等各类职能衙门。不过，都察院和六部里的刑部却不在这里，大致在今天的西单附近。都察院，刑部以及大理寺又合称“三法司”，位置在今天北京的民族宫。[/cp]
　　日期：2018-10-10 15:52:54
　　[cp]《历史的侧面》（264）
　　至于四环之外就出了北京城了，到了地方上省一级的机构。因为害怕地方势力坐大，尾大不掉，朱元璋在最初进行“制度设计”时，有意将省一级的职能进行了拆分，不再设置郡守、州牧这种集地方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封疆大吏，而是将省一级的行政机构分成三份：

　　承宣布政使司，主管民政、财政；
　　提刑按察使司，主管司法、监察；
　　都指挥使司，主管军事。
　　也就是将民政、司法和军事三权分开，设置三个省长。

　　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分解地方权力，让他们分别向中央负责，且互不统辖、相互制约，防止他们在地方上势力坐大，尾大不掉，最后威胁中央的安全。不过，这样的做法虽然达到了相互制衡的目的，却也使得地方上的行政效率极为低下，遇事相互推诿、互相扯皮，官员虽多，但办事儿的却很少。
　　在往外边一圈就到了“府”一级，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
　　再往外边一圈是县，县是最低一级的官僚机构。
　　出了县这一级，下边就没有“官”了，管事儿的人都称做“吏”。明清以后，“官”、“吏”殊途，差使差不多，地位却差别巨大，关于这一点，我们后边会单独介绍。
　　在县政府以下，城内设“坊”，相当于今天的街道办事处，坊有坊长；临近城市的称为“厢”，厢有厢长，相当于今天的治安联防队长；厢下还有“乡”，乡有乡长；乡下还有“里”，里有“里长”；里下还有甲，甲有甲首，相当于今天的村支部书记或者村生产队的大队长。
　　可以这样说，明朝的行政机构基本上奠定了今天的行政格局。[/cp]

　　日期：2018-10-10 17:13:33
　　[cp]《历史的侧面》（265）
　　但是，光有领导班子还不行，还必须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指导思想才行。因为郡县制建立的目标，就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特别是加强皇帝本人的集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那些代表封建分权思想的贵族阶层必须被废掉才行，同时扶植起“非世袭的职业官僚”阶层，让他们到地方上去代理行使皇帝的权力（也就是“代理皇权”）。
　　但是，在郡县制的运行的当中，皇帝佬逐渐发现，这些新兴起来的官僚阶层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他们往往利用职务之便徇私枉法、贪污腐败、营私舞弊、鱼肉百姓，甚至联合起来合起伙地骗取皇帝家的财产，而且把皇帝唬得一个愣、一个愣的，甚至比那些已经被消灭了的贵族阶层，还要可恶！
　　所以，有必要实行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思想才行
　　谁让人的本性都是“恶”的呢！
　　即使是那些精挑细选才选拔出来的官僚阶层，也不例外！
　　那么，用什么思想呢？
　　这个时候，使用儒家思想来管理官僚集团就不太合时宜了，因为儒家思想是为“封建制”服务的，不是为“郡县制”服务的。郡县制自有它自己的一套成型的指导思想，这种思想就是—法家思想。[/cp]
　　日期：2018-10-10 19:09:13

　　[cp]《历史的侧面》（266）
　　法家思想
　　燕赵出方士，齐鲁多儒生，三晋产法家。
　　三晋地区（包括山西、河北、河南北部）自古以来就是法家的老窝，诞生出一大批的法家名人，比如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等。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因为晋国的历史多内乱和外战，本土公族势力衰微，外来家族却势力强大，诞生出一大批的军事贵族。

　　这些“军事贵族”与传统的“血缘贵族”（主要依靠“宗法制”分封的旧贵族）完全不同，他们的封地和爵位不是“拼爹”（祖先的福荫）拼来的，而是在战场上依靠打怪升级得来的。这在客观上要求他们建立一种稳定的、开放的、事功的、追求利益的、不大看出身而是更看重个人能力的“法令体系”。
　　这样一来，法家就诞生了。
　　当然了，将法家定义为一个学派，有时也稍欠妥当。因为法家的人物大都对于开坛讲学、著书立说、传播思想这样的理论工作不太感兴趣，他们更热衷于社会实践和政治角力，以改革变法为己任，以富国强兵为最终目标。
　　他们没有理想，只有现实；不尚虚名，只图实利。他们不像儒家那样，试图以理想的人格来改造现实中的人，也不像道家那样，用回归自然的标准来批判社会、逃避现实。

　　他们的执政理念是以法治国，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制霸天下，最高的理念是君主专制，最伟大的作品是强大的帝国。
　　法家人物鄙视道德浮夸，轻视教化的作用，眼里只有实际应用，没有“诗和远方”，至于思想理论上的成果，反而成了一种不经意的流露，是他们在政治实践过程中的一种副产品。
　　我们还是举个例子吧。[/cp]